我叫小美，是一个90后妈妈。和现在的小孩不一样，我的童年从一开始便经受苦难。6岁母亲去世，13岁小学辍学，我既没得到家庭的温暖，也没能接受良好的教育。
只有小学文凭是我一辈子的痛。几乎每年，我都会做一个相似的梦，梦见自己在学校不会答题急得大哭，哭醒后枕头被泪水浸湿一片......
人生前二十年，我吃尽了没文化的苦，四处打工，颠沛流离。我串过烤串，当过餐馆服务员，在彩电厂流水线做过工，还被骗进过传销。也许是因为我还没有放弃自己，最近这十年，老天似乎也在帮着我改命。
化完妆的我，从外表很难看出过去经历了什么。
我是山东人，1990年在临沂沂水县农村出生，那里是沂蒙山区，也是典型的穷困革命老区。由于小时候身体弱，父母又整日忙着干农活，我一直被寄养在奶奶家。关于母亲，我好像没有任何记忆。在村里人口中，她是一个善良美丽的女人，特别温柔孝顺。提起她，大家总会说一句“好人不长命”。
母亲去世的时候我才6岁，那天晚上还发着烧，迷迷糊糊听到有人敲奶奶家的门，捎来了坏消息。第二天天亮之后，奶奶带着退烧后的我回了家，一进屋我就看见妈妈躺在地上，身上盖着一片白布。
这就是我对母亲唯一的记忆。后来，我才知道她是得了病，据说是脖子上的癌症，也许是淋巴癌吧，至今我也不太清楚。
我们一家四口的合照，左一是妈妈，左二是我。
关于父亲，我小时候对他的感觉只有恐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印象里他总是特别凶，我不敢跟他说话，甚至不敢看他的眼睛，是那种他说了句话我没听清，都不敢再问一遍的怕。我还一直觉得他偏心，记得有一次，他给我姐姐买了两件衣服和一顶帽子，却什么也没给我买。
母亲去世两年后，父亲再婚，带了一个后来的妈妈和两个孩子进门。加上新来的哥哥和姐姐，我们家一下子变成了4个孩子。那个年代的农村还是很穷的，因为家里条件不允许，公平起见，他们决定一边选一个孩子供去上学。
我姐姐成绩一直很好，在班里不是第一就是第二。我成绩不如姐姐，性格也懦弱，从来都是大人说什么就是什么，所以当奶奶跟我说不让我上学的时候，我没有任何反抗，直接默认了这场关系到命运的安排。小学一毕业，我就辍学开始了打工生涯。
我虽然成绩不如姐姐，但也还不错，多次被评为“优秀少先队员”。
13岁的年纪，打工又能干什么呢？只能做普通小孩都能做的活儿。一开始，我在家附近一所中学的小卖部卖东西，这是学校老师家属开的小卖部，我白天卖货，晚上就住在他家的小屋里，一个人总是很害怕。有天晚上打雷，我被吓得用被子紧紧蒙住头，当时是大夏天，我憋了一身汗也不敢把头露出来。
后来每次遇上打雷，我都这样睡。每当这时，我就无比想家，想爷爷奶奶、妈妈和姐姐，如果他们能在我身边该多好，这样我就不害怕了。有时候想得太厉害，我就捂着被子偷偷哭。换作现在，我要是想爷爷奶奶了，肯定会直接赶回家看他们。
今年元旦节我悄悄赶回家给爷爷过了生日，爷爷奶奶看到我笑得合不拢嘴。
小卖部的工作干了几个月，我被家里安排去潍坊的一家小作坊打工。我的工作是将回收的短铁丝用焊锡机焊在一起，遇到接头生锈的铁丝还需要用钳子剪掉。那时候年纪小，手上没劲儿，使钳子都使不出力气，也没人会帮我，一切只能靠自己。
在作坊里，我住的是用木板搭的大通铺，好几个人躺一起的那种。老板不管吃，我经常吃馒头就咸菜，根本没有其他配菜，总也吃不饱。现在想来，我一米五八的身高，可能就和那时没吃饱、营养不良有关系。我在这家小作坊干了两个多月，除去饭钱，到手才挣几块钱，连自己都养不活。
接着我又被亲戚介绍去帮人串烤串，白天我串烤串，晚上老板拿去摆摊卖。串烤串的时候很无聊，我就攒钱给自己买了一台红色收音机。那时候没有手机，唯一的娱乐方式就是听收音机。我已经想不起那时候究竟听了些什么，年龄小，也听不懂，无非是听电台主持人说话或是听听音乐，缓解缓解孤独。
烤串串了几个月，到了中秋，老板就因为天气太冷歇业了，我只好重新找工作。后来，我去了潍坊市一家区级人民医院的食堂当服务员，每月工资200块钱。那年冬天，本该在学校上学，本该被父母疼爱的我，只能在下着大雪的严冬里讨生活。每天早上四五点钟，我就要起来干活儿，熬粥、杀鱼、洗菜，准备这一天食堂里要用到的东西，此外，食堂所有杂活也都是我干。
我的小指至今还留有卖粥烫伤的疤痕，已经不太明显。
在食堂打工的日子，我最温暖的时刻就是去锅炉房和烧火的爷爷聊天。他虽然没有给我物质帮助，但在精神上给了我很大的依靠，就像亲爷爷一样。我总会叽叽喳喳地给他讲我一天的经历，他是个非常好的倾听者，很耐心地听我倾诉，时不时安慰几句。
这份工作我也没干多久，后来老板因为我给客人打菜打多了批评我，我倔强地回了嘴，没过几天便知趣地主动辞职。老板还是很好的，至少把工资给我结清了。锅炉房的爷爷知道了，还说要给我介绍加油站的工作。
父亲听说我辞了工作很生气，骂我“不如死在外边”，也不让我去加油站。我从小就非常渴望亲情，渴望被爱，父亲的责骂让我很伤心，只能安慰自己：他可能也是因为关心我，怕我上当受骗，不知道如何表达，才用最凶狠的话去说。
回家待了一段时间后，我被人介绍去了青岛。那时我将近16岁，先是在织花边的厂里打工，接着又去我姑姑和姑父所在的东营市，在一家饭店当起了服务员，工资每月三四百块钱。
这是2005年我在饭店工作时拍的照片。
我打工的地方在东营市仙河镇，那里有油田，有钱人不少。那个年代饭店特别流行包间里面带KTV，客人们一边吃饭一边唱歌，有些店里会有喝花酒的情况存在。我上班的地方是家快餐店，里边虽然也有KTV，但没有喝花酒的，就是一个正规吃饭的地方。
店老板是青岛人，虽说没让我们陪酒，可他有时候会让我们去给客人敬酒。我还是个孩子，肯定不要喝酒，其他三四个服务员也都不喝，老板就整天骂人。骂得我们几个实在受不了，就偷偷跑了，跑之前连工资都没敢要。
那天的场面我至今记得很清楚。我们白天先是去汽车站找了辆黑车，和司机约好晚上到饭店来接我们，天黑之后，我们偷偷把行李拿到后院，飞快地搬上车，没想到还是被人发现了，我吓得立马跳上车让司机赶紧走。
当时可真傻，明明姑姑和姑父只和我相隔两三公里，我却没想起来给他们打电话，或者直接去找他们，反而和几个服务员一起跑到了东营市区。而且我们只是不干了而已，又不是做了坏事，还偷偷摸摸像搞间谍似的，想想实在可笑。
到东营市区后，我重新找了家饭店当服务员，这时候工资终于涨到1500多元。这中间我换去了一家酒店工作。2008年，18岁的我被升为酒店楼层主管，工资一下涨到2000多块钱，于是我又在那里工作了两年多。
2009年在酒店工作时的照片，左一是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