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上任后，恢复了总统科技顾问、科技政策办公室、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不仅修复了国家科技制度，还进一步发挥了科技政策办公室在参与决定联邦研发预算、制定重大科技创新政策、负责协调、实施和监管国家综合科技计划的作用，负责国家科技委员会、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的日常事务工作。
特朗普虽然并不把国家的科技制度放在眼里，但也不敢轻易拆庙。上台后，特朗普大幅削减科技研发经费、迟迟不任命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退出《巴黎协定》、实行限制移民政策，显示出对科技发展极不友好的态度，但立刻遭到了科学界的强烈反弹。2017年4月22日，数千名科学家在华盛顿冒雨举行“为科学的游行”，打出“科学使美国更伟大”的标语，公然向特朗普叫板，迫使他回归体制。
在“中国威胁”被大肆渲染的氛围下，发展科技的紧迫性又一次被强化了。2020年5月，参、众两位议员联名提出《无尽的前沿法案》，目的在强化对中国的战略竞争力。他们提议在国家科学基金会设立一个新的技术和创新理事会（Directorate for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DTI）；创设区域技术中心；针对经济安全、科学、研究、创新、制造和就业建立一个战略报告体系；设立供应链韧性和危机应对计划的项目。国会于2021年5月通过该法案。这是由威胁驱动国家科技制度建设的又一次体现。
怎样看待美国科技的国家制度建设？
通过对美国国家科技制度历史的粗略梳理，可以看到在二战背景下，美国的国家方略从原来只注重应用技术，到向重视基础科学，以后又进一步重视科学与技术的交互作用演变的过程。它反映了美国已自觉地把科技作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国家制度的建设来促进、确保科技实力的领先地位。
在二战中，出于把美国从孤立主义中拉出来的需要，罗斯福总统任命了范内瓦·布什担任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OSRD）主任，揭开了政府与科学界携手合作的一页。但这只是一种战时的临时性机制。布什的难得之处就是抓住了罗斯福总统对科学发展认识上的开明，提出了通过建立国家制度来确保科学发展的动议。美国形成国家发展科技的制度体系，从而能明确科技发展对国家利益的意义，规划科技发展的战略方向，提出科技发展的规范，规定用于发展科技的资源份额和使用方式，对科技领域的威胁和科技政策的施行不断进行评估，这都成为美国能够成为科技强国的关键因素。
当然，美国国家科技制度建设也是一个曲折的过程，特别是在政党政治的制度下，对科技的重视程度、对国家科技制度的遵从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政团体对面临的威胁和国家利益的界定，以及总统本身对科技的认知与倾向。它决定了美国科技制度的建设、执行的政治环境相当不确定，往往出现跌宕起伏。
但是，美国科技国家制度发展的趋势又是确定的：越来越被制度化、固定化，成为决定美国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制度保障。从这个角度看，究竟是因为发展了基础科学，还是发展了应用科学才使美国成为科技强国的发问，意义并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