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面临着美国在科技领域的遏制与竞争。面对这样一个战略对手，在寻求短板的突破时，我们还须进一步深究：美国为什么能在大半个世纪中成为世界科技领域的霸权？[1] 究竟是哪些原因成就了美国的科技发展和综合国力？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周建明认为从国家科技制度建设和国家科技能力建设这两个角度做一些探讨很有必要。
推动促进科技发展的国家制度建设
随着19世纪后期开始的快速工业化，应用技术研究在美国受到重视，开始得到政府的支持。但直到二战之前，作为纯科学领域的基础研究一直处于非常窘迫的境地。拉什·霍尔特在再版范内瓦·布什《科学：无尽的前沿》的导读《科学之议》中写道：虽然政府也为地质学、农学、医学、天文学、物理学等领域提供过支持，“但是，美国从来没有为广泛的科学事业提供过核心性的支持，而对于科学到底可以为美国的社会和政治进步做出何种贡献，亦没有全面认知。”[2]“纯科学的尴尬在于，它既难为大众所知，也无法自食其力。”[3]
而进入到大科学时代，基础研究的成本越来越高，“科研变成了一个专职的、烧钱的行业。”[4]在美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国家安全、经济繁荣和人民福祉都需要科技发展的时代，“我们尚未设定科学方面的国家政策。政府也是刚刚开始利用科学来改善国民福祉。政府内部没有任何机构来负责制定或执行国家科学政策。国会也没有专门讨论这一重要问题的常设委员会。”[5]这就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状况。
进行有关制定和执行科学发展的国家制度建设，提升国家发展科技的能力，推动科技的进步，是即将来临的二战和战后美国面临的历史性任务。范内尔·布什正是这样一个在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起了关键作用的人物。二战中，他推动美国白宫、军方和科技界进行了成功的合作。战后，他又努力推动建立国家制度的建设，来确立科学作为国家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二战中，从纳粹统治下的欧洲逃出来的爱因斯坦、费米、冯·诺伊曼等著名物理学家认识到原子能发展成武器的可能性，而且德国可能已经着手研制，因此爱因斯坦写信呼吁罗斯福总统抓紧发展核武器，以确保战争的胜利。罗斯福虽然任命了一个铀咨询委员会来研究制造核武器的可能性，但该委员会对此并无信心，只是向总统报告“原子能的军事应用只能被视为可能”。这样，1940年美国政府只投入了6000美元对此可能性进行探索。[6]
时任麻省理工学院副院长、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NACA）主席和卡内基研究院院长的范内尔·布什则清楚地认识到兹事体大，立即运作由卡内基执行委员会投入2万美元用于“关于铀裂变的国防项目研究”，并由布什决定经费如何使用。[7]同时，通过工作和私人关系，布什号召各个学科的领导人呼吁白宫组织科技界参加到战争中来。
正因为如此，1940年6月布什获准与罗斯福见面，推动罗斯福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建立国防研究委员会，以后该委员会同战时医学研究委员会一起，组成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OSRD），由布什领导，直接向总统报告。由此开始了美国联邦政府与科技界的合作。
1945年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掷原子弹 当日死亡8.8万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