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RD采取了一种非常特殊的机制：军方对研究项目以合约的方式交由大学实验室，只要成果，不干涉研究过程，实现了政府需求与科研自由的结合。这个机制下诞生了原子弹、雷达、近炸引信这些影响二战进程的新型武器，并且建立了协调全国制造原子弹的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和作为雷达研究中心的麻省理工学院辐射实验室。
攻占柏林后，盟军从获取的德国研制尖端武器计划的资料中发现，由于纳粹对科学的干涉，德国的核计划竟比美国要落后3年。但在空气动力学方面因负责人能越过纳粹党，让科学家得以放开手脚，并提供无限的资金支持而领先于美国。[8]二战的经验与德国的教训促使布什进一步思考，战后美国应建立什么样的制度来确保科学的研发。
1944年布什呈给罗斯福总统一封信，内容实际上是为总统代拟，要求OSRD主任就战后政府与科学的关系提出一系列建议。该信最后由罗斯福总统署名，全权委托布什为继续扩大政府和科学之间的战后关系准备一个蓝图。[9]这就是《科学：无尽的前沿》报告的由来。
该报告强调了三个核心观点：基础科学研究是国家安全、人民健康和公共福祉的必需；联邦政府应该承担责任，以促进新科学知识的创造，培养青年科学人才；基础科学研究必须给研究者充分的学术自由。报告建议建立一个专门用于支持基础科学的国家研究基金。
虽然罗斯福总统还没有看到这份报告就辞世了，布什提出建立国家研究基金的建议要到1950年才实现，但《科学：无尽的前沿》所提出政府必须承担起支持基础科学责任的命题，在美国的国家科技制度的建设史上都是一个里程碑。
这也是为什么至今美国的科学界和政界还会不断地回过头来，纪念《科学：无尽的前沿》发表，[10]因为随着时代的变迁，政府所应承担的支持科技发展的责任在不断地扩大和加深，国家科技制度需要不断发展和完善，而《科学：无尽的前沿》总成为一个值得回顾的出发点。
国家科学制度建设在曲折中前进
接任罗斯福总统的杜鲁门显然对发展科学的认识要差一大截。杜鲁门以战后财政收缩，和如果把大笔政府资金的管理交到私人手里，将脱离人民的控制为由，将布什关于建立国家研究基金会的建议予以否决。
但同时，政府部门与科学研究机构的合作并未止步。1945年OSRD在战后清点事务时，把44份合约转给了国家卫生研究院（NIH），以支持各大学继续进行医学研究。战后海军成立了海军研究办公室（ONR）以继续OSRD的使命。1948年在150多所大学和非营利实验室开展了700个研究项目，涵盖了物理学、医学和生物学，约2000名科学家和2400名研究生参与其中。[11]以至于1948年参加美国物理学会一次会议的论文80%都是由海军资助的。[12]
在冷战大背景和军方仍对基础科学研究大力支持的情况下，1950年国会和总统终于在成立国家科学基金会（NSF）上取得一致而正式成立。[13]虽然当年政府对国家科学基金会拨款只有25万美元，但它却是国家科学制度建设中的一个重要标志。
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极大地刺激了美国。1958年，美国成立了国家宇航局（NASA），负责制定和实施国家空间发展计划；国防部成立了高级研究计划署（ARPA），以确保开展先进的国防研发。[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