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斗争的介入，又加剧了学术派别之间的对立。当变法向纵深发展之际，曾共同倡导变革的士大夫也就此分化瓦解。比如二程，程朱理学和王安石他们是对立的，但是王安石刚开始变法的时候，二程的大程程颢就是王安石变法队伍中的一员，被王安石派下去执行新法，后来就是因为观点不一致，程颢就主动退出去。一些二程的学生也都纷纷退出来，这就是因为政治见解的问题。当变法向纵深发展之际，曾共同倡导变革的士大夫也就此分化瓦解，以学术派别为核心形成不同的政治利益集团。王安石的新学作为变法的理论根据，在官府的支持下，其学术风行北宋后期六十年。而二程洛学，就是后来的理学与反变法派重臣司马光、文彦博、富弼、吕公著等人一道互相标榜，形成了在野的政治舆论力量。这些学派都有一个共同的追求，就是用自己的学说"一道德"，意欲把所有士人的思想统一在自己学说的旗帜下，非同类学说一律予以排斥或打击--统一思想，这并不是说像苏轼二程反对王安石一道德。如果说他们有一个很正确的其他选择，那是另外一回事，他们认为，"一道德"就让全国思想都要听你的，让王安石作为统治思想，他们是不同意的，认为你的不对。如果是以二程作为统治思想，他们就认为这个"一道德"是对的，要求"一道德"是他们共同的追求，但是用谁的思想来"一道德"是不统一的。
当王安石新学独行六十年之时，洛学，就是二程的；蜀学，就是苏轼的，则只能在民间缓慢的发展。可以说，这种政治学术化、学术政治化是宋朝士大夫阶层由组织走向分化以致分裂的主要原因。而且在相当大程度上构成宋代政治中的一大特色，也构成明代的一大政治特色，也构成我们中国现在的一大特色，就是我们政治学术化、学术政治化。从宋以后，影响到现在，我们不能够把学术和政治分开。
很大的一个原因还是要归于宋神宗，因为他在一边支持变法派，一方面又纵容反变法派，让他们发表很多的议论。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的时候非常了不起，当时我们正在读大学，讨论的跟王安石变法都相似，比如说商品性质是什么？劳动，除了产生劳动价值，是不是只有劳动才产生价值，服务产不产生价值，科学产不产生价值，这个当初在马克思主义那个学科是否定的，议论纷纷。后来邓小平一句很高明的话，"不要争论，先干，干了再说"，为改革铺平了很多的道路，没有那么多的思想干扰。
理学家对荆公新学的否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