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古代中国完成转型前，君主官僚政体的命门取决于君权。君权采取何种运作模式，不仅决定了君主政体的权力结构，而且营造出相关时期的政治生态。
以儒学为立命之本的士大夫构成官僚的主体，对现实政治天然抱有热情，正是有赖于这种积极入仕之心，整个官僚系统才得以有效运转。然而，士大夫官僚的心态与经世实践又具体取决于现实的政治生态，尤其是国家权力的运作状态。
11世纪中期，后人一再引用的北宋宰相文彦博的那句"为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名言，可以视为士大夫官僚对参与国家权力的政治自信，这种政治自信是由北宋中期较为良好的政治生态所孕育的。
然而，宋高宗与秦桧合力打造的绍兴体制宣示：自此以后，皇帝除于他制定的唯一代理人外，不可能再与其他士大夫官僚分享国家权力。这一君权模式一经确立，既标志着宋朝政治文化彻底转向内在，也宣告着官僚士大夫对政治权力的能动分享已经归零，而没有人事上的活力，何谈改革上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