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以后，以秦桧为代表的新权门集团完成了权力与财富的新一轮斗争，与北宋晚年以蔡京为代表的权门集团相比，完全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蔡京为首的权门集团借变法之名行敛财之实，致使民众对所谓的变法早已彻底绝望。?
尽管南渡以后的内外危局，更需要有勇于变革的精神与举措去应对，但变法已由蔡京集团的倒行逆施沦为一种负资产，宋高宗一度容忍赵鼎一派对变法追随者蔡京的批判，浅层原因即在于此，深层动机却意在关闭任何变革之门。
绍兴八年，宋高宗引用"利不百，不变法"的古训，反对改易法度（《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2绍兴八年九月，下简称《要录》），亮出了他对改革的基本态度。
如果说，绍兴体制确立之前，基于南宋政权立足未稳，变法或改革尚缺乏可行的环境与条件；但绍兴体制确立后，宋高宗与秦桧预期的内外安全目标已经达到，他们倘若真正志在中兴，已经具备了变革的内部条件与外部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