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所举仅仅是唐帝国世界性表现最显著的几个方面，但足以说明唐朝是当之无愧的世界中心国家，特别是唐长安不只是单纯的帝国首都，也是东亚的文明中心和国际化都市，从而成为外国人云集聚居的魅力之都。值得骄傲的是，唐帝国之所以能吸引邻近民族和各国人士蜂拥而至，不单是它具有开放性，更重要的是它具有文明世界的优越性，即物质生活的富裕、典章制度的完善、中央朝廷的权威、军事实力的强大、宗教理性的宽容、文学艺术的发达、科学技术的领先，甚至包括服饰发型的新潮。没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走在世界前列的优越性，没有巨大活力的"盛唐气象"，单凭所谓的"开放性"仍不能形成国际化的特性，也不可能吸引和影响周边邻族和东亚诸国。
诚然，主流之外有支流，清流之外有浊流，大唐帝国对外的政策并非没有局限性。在当时辽阔版图的封建大国中，民族不可能完全平等，尤其是在漠北各族的侵扰、吐蕃贵族的扩张、中亚绿洲诸国的争夺以及内徙胡人的反叛情况下，唐王朝要维持国家的安全稳定也确有不少强硬的措施，再加上唐王朝"以夷制夷"的手段和军将、官吏对异族的防范苛求，都使唐帝国的世界性形象大打折扣。安史之乱以后，唐人对外国异族有一种厌恶和防范情绪，胡人被视为乱华的重要因素，排斥外来文化的倾向随之产生，甚至传统的"华夷之分"思想又有强烈回潮。但这只是唐朝走向衰落时一部分朝廷官员狭隘保守的错觉，大唐帝国已没有强盛时的世界性形象，但民间社会仍是"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元稹《法曲》）。我们也没必要将唐王朝近三百年的历史理想化，只是在世界历史上以及与中国其他朝代相比起来，唐帝国的世界性显得非常宽容和突出，在这种意义上说"条条道路通长安"反映了唐朝世界性的特征。
文章节选自《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交流卷）》（葛承雍 著 三联书店2019-7 即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