捍卫言论自由支持斯诺登（图源：REUTERS）
其二，以反恐为理由对中国实施战略遏制，并阻止中国对区域国家施加稳定和可持续的影响力。对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等国的占领或压制，其主要战略意图是针对中国的，切断中国西向路径，阻止中国（连同俄国）经略中亚，塑造麦金德所谓的“世界岛”秩序。
其三，在恐怖组织认定及反恐行动上的“双重标准”和秘密行动，导致反恐的法律标准紊乱，反恐行动逻辑出错，反恐行动的成效不彰。是否属于恐怖组织仅仅以美国利益为准，对其他国家（如中国）的反恐需求及认定诉求置之不理，甚至与恐怖组织存在千丝万缕的秘密联系和行动，这也是反恐全球行动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
其四，以反恐名义颠覆他国政权之后，以民主模式进行政治重建，普遍陷入制度性失败和秩序紊乱。美国不顾对象国具体的宗教、文化、社会、族群及地缘环境，只是一味照搬美式民主，笼络当地精英合作，脱离当地人民，肆意践踏和干预当地主权和政治过程，导致民主悬空而立，政治建设不接地气，权力腐败变本加厉，和平与安全脆弱不堪，经济社会发展停滞不前。
20年里，美国以反恐为战争理由，以民主为政治方法，以盟友体系为成本分摊机制，以地缘政治理由和帝国霸权为终极目标，造成了一个个孤立的“民主烂尾楼”，给地区和平与发展造成严重的消极后果。美国的霸权习惯与民主世界观，妨碍了美国对其他文明与国家的真正的尊重，以及对和平与发展的真诚促进。美国走了，实际上和平与发展的机会才真正到来。
反恐自然是正当的，但恐怖主义的根源与滋生机制必须明了，才能对症下药：
其一，恐怖主义是文明冲突演化的一种极端形式，是一种劣势文明在其生存性焦虑和归责过程中对外部强势文明的宣战（圣战）形式，施米特揭示过游击队、霸权主义与恐怖主义的互动关系，因此反恐谜题的解法就不是放任文明冲突和军事斗争，而是寻找到“文明和谐”的真正道德原则和方法，显然亨廷顿和小布什的方法都是错误的；
其二，恐怖主义蔓延与经济不平等和社会不发展有关系，与世俗社会的不成熟有关系，因此“发展才是硬道理”，只有经济社会的有序发展才能促使个体理性和人格负责任地成长，其行为才会与他人及外部世界良性沟通合作，恐怖主义的圣战狂热才会降温，但美国20年的占领只是炫耀和掠夺，并无诚心建设之功；
其三，恐怖主义是基于宗教原教旨的跨国行动，单一国家的力量难以有效控制，需要地缘主要国家来领导和推进负责任的反恐事业，而不是遥远的美国切入当地反恐，离地的美国领导反恐，变形走样是难以避免的，而“二次执政”的塔利班及其周边国家形成的邻国合作治理机制，或许才是反恐的最佳框架和制度方案；
其四，伊斯兰教的现代化及其与世俗全球化的理解和适应问题，需要一种“伊斯兰现代性”加以解决，而不是从外部强加一种美国式的文明观念和制度方案。只有立足伊斯兰文明自身并依靠其正当的政治主体力量展开的“伊斯兰现代性”，才是根除恐怖主义的最终可靠方案，外部力量只能因势利导与真诚合作，不能内里颠覆和越俎代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