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独有偶，《资治通鉴》里的记载，也显示出和《通典》相似的看法。
《资治通鉴》：
"六月，以右卫将军王华为中护军，侍中如故。华以王弘辅政，王昙首为上所亲任，与己相埒，自谓力用不尽，每叹息曰："宰相顿有数人，天下何由得治！"是时，宰相无常官，唯人主所与议论政事、委以机密者，皆宰相也，故华有是言。亦有任侍中而不为宰相者；然尚书令。仆、中书监。令、侍中、侍郎、给事中，皆当时要官也。"
王华当时是右卫将军且掌管禁军，还兼任侍中，而魏晋以后"侍中"意味着可以入禁。但是因为有司徒王弘和侍中王昙等人的存在，让他感觉到"宰相顿有数人"的窘迫，难以施展自己的才华。《资治通鉴》在这里给出的结论和《通典》几乎完全一样，只要皇帝和谁讨论大政方针，把重要的政策交给谁去执行，谁就是事实上的"宰相"，以此推之，当时的尚书令、仆射、中书监、中书令、侍中、侍郎、给事中都可以算作是"宰相"了。
如果说《资治通鉴》是从王华的叹息中，得出了"宰相无常官"的感性认识的话。《通典》就更像是想要从之前的"故事"里，去抽丝剥茧，为我们总结出关于"宰相"的一般规律。在这里，《通典》显示出了理性探讨的光辉。《通典》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它把"宰相"置于一种动态过程去考察，企图从繁纷芜杂的历史现象背后，去获得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尺。它通过大量的"案例"，看到了"他官"变成了事实上的"宰相"，并以此得出了"宰相""无有常官"的事实。可惜的是，《通典》得出的结果既不正确也远远没有达到"标尺"的程度。《通典》止步于此的原因，笔者觉得是因为其毕竟其成书于一千多年以前，还难以从制度发展变化的角度去梳理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因此也就只能停留在"排比史料"的层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