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以谈迁无所闻，故纪事简略，大学士钱龙锡为逮系崇焕在场者之一，半月之后为自己辩诬，止云："此番由崇焕轻信束不的，致纠连深入。皇上焦心忧思，夙夜靡有宁息。臣等岂真木石犬马，不悟崇焕之有罪，而尚敢护庇之？止缘外有强敌，内无劲兵，且藉关宁兵马，事平之后，论崇焕之罪耳。此四日在阁中所佥议者，臣资在第三，何能专主？"然所谓崇焕之罪："自闻警之初，举朝言是束不的者十八而九。""当崇焕请入罗城，请给席布。以至敕拿之日，皇上费几许踌躇，玉色为焦，臣等亦相顾迟回。""身任督师，不能立功则罪之。"可以断言，崇祯逮系崇焕时，所以愤怒者在崇焕轻信苏布地，导致金军深入京畿盘桓不去。
与此相联系的，即金军不退，是因崇焕欲借此以成款局，明金订立城下之盟的谣传。此与反间计最为接近，但这种荒唐事几无可信度。诚如程本直《漩声》所言："崇焕之愚，不至此也。城下之盟，列国事也。否则，亦宋真宗事也。今中国何如国？而皇上何如主也？无论要以求盟必不得，即要之而盟得也，款成也，敌退也，崇焕将安归也？果若是也，崇焕知为敌谋，而不知为己谋也，愚不至此也。"质言之，崇焕若邀敌进犯以挟盟，非但达不到目的，而且必然万恶不赦。既欲如此，又何必在北京城下与金军连番苦斗？即使崇祯在焦虑之中迷失理性，惑于流言而疑心骤起；即使逮系袁崇焕时阁臣成基命再三请求崇祯慎重其事，就是针对崇祯这种怀疑，但也没有证据说明崇祯产生猜疑是因皇太极的反间计而起。至少，在逮系袁崇焕时，崇祯并没有出具反间计所云勾结金国入犯的密谋。否则，随即就应有一系列相应的追查，两位传话的太监也应下狱鞫问，非论功即论死，而不可能全无反映。
攻讦崇焕最力以至不择手段捕捉风闻之高捷，于崇焕逮系后数日发难，其疏言中亦只能云："夫崇焕口任边事，而心不尔也。其遣弟通好，远在数年之前；其斩将剪忌（谓杀毛文龙），近在数月之内。唯别一机关，故另一作用。今日之事，岂无故而致此哉？皇上第博采道路之公论，细审前后之情形，而崇焕罪案自定，臣更不必饶舌。"此言之阴险，即在引诱崇祯以坚定上述怀疑。若果闻知有反间计之密谋，高捷必视为证据，尚须闪烁其词，泛论牵引于数月数年前之事，而请崇祯"博采"、"细审"乎？十三天之后，吏部尚书王永光等疏言："皇上逮问兵部尚书王洽、工部尚书张凤翔、督师袁崇焕于狱，雷霆叠震，百僚悚惕，此皇上之大机权也。"反间计与王洽、张凤翔无涉，永光等必不以三人被逮同归于崇祯之"大机权"。
若崇焕与金国稍有嫌疑，其冤家对头如余大成所言之温体仁、梁廷栋，必大做文章，而最为崇祯信任的周延儒及其他人日后也决不敢疏救崇焕。而最重要的是，当事人祖大寿疏奏具在，程本直《白冤疏》、《漩声》，余大成《剖肝录》，于崇焕生前死后为其讼冤不遗余力，而皆不曾提及皇太极反间计。若果有些许蛛丝马迹，祖、程、余等人断无不予申辩之理。袁崇焕"密约"皇太极并配合金军至京，何等紧迫危险之事！若以崇祯听信从敌营释放的太监之词，独自反复煎熬于信疑之间，而不与任何大臣商量，有是理乎？梁任公《袁督师传》不取反间计之说，乃其卓识。崇祯内心的怀疑与皇太极的反间计，毕竟是两回事。
在用历史人物的思想或心理来判断史实时，必须审察其主观动机的来源及形成，并将其与客观事实严格区别开来。我们无法找到《老档》、《清实录》作伪的铁证，而只能通过辨析来质疑反间计难以取信，这是治史者的缺憾，也是对待史料的基本态度。至于计六奇、张岱等人关于袁崇焕的记载，乃至快意恩仇，几无一处可信，可不置辩。若有人据以谈奇说怪，则不属于史学讨论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