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说法，同样经不起推敲，原因同第一种说法。
在梁启超的《李鸿章传》里，对李鸿章与丁汝昌之间的往来，有这样的文字：
高升事未起之前，丁汝昌请以北洋海军先鏖敌舰，而不能用，遂令反客为主，敌坐大而我愈危。李鸿章于8月14日所下令，精神全在守局而不在战局。盖中日全役皆为此精神所误也。及刘公岛一役，食尽援绝，降敌以全生灵，殉身以全大节，盖前后死难者，邓世昌、林太增、刘步蟾、张文宣、虽死所不同，而咸有男儿之概，君子愍之。刘公岛失，海军提督丁汝昌，以北洋残兵舰，降于日本。
以梁启超此书的权威性，我选择相信梁启超的说法。
至于李鸿章的决策，作为北洋第一人兼朝廷股肱之臣，他的决策必定出自多方面的考量。国家的，私人的，部下的，国际上的，种种原因综合考虑的因素，对错与否，这里不多予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