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中一份2016年的自书遗嘱中，在某律所的见证下，刘某将自己的房子与公司股份送给杨某。在另外一份2017年的打印遗嘱中，刘某写道，陈某长期扑在麻将台上，没有把家庭照顾好，导致夫妻常常吵架。他还称，约在1981年，陈某有婚外恋，导致夫妻感情完全破裂并分居生活。2001年，自己聘请杨某照顾后，随着岁月的推移，二人彼此产生感情，同床共枕共同生活至今已过十七年之久。刘某表示，二人感情浓厚，不是妻子胜于妻子，两者已成为不离不弃、形影不离的老伙伴……在此份遗嘱中，刘某仍将位于深圳市南山区300平米的房屋，以及其在某公司中享有的股权份额、一切财物归于杨某。
一审法院
遗嘱部分有效
刘某遗嘱中的300平米的房子，是2010年4月，刘某与某公司签订村民物业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获得的回迁房屋补偿，共三套房屋，每套各100平米。
而针对刘某所称股权，根据某公司回复，以及陈某提供的股份转让申请表、股份分配协议书显示：刘某曾持有某公司合作股，但早在2015年1月19日，刘某将其转让给长子。又根据该公司章程规定，合作股股东户口迁出（或者死亡）后，其股权可以由有当地户籍的直属亲属之间进行转让或继承，没有转让或继承的收归集体所有。于是，一审中，杨某请求撤回其继承股份的诉求，法院准许。
根据陈某申请，一审法院委托司法鉴定所对刘某2016、2017年的两份遗嘱中的落款进行鉴定，结果为两份遗嘱签名确为刘某所写，但2016年份的遗嘱落款日期并非刘某所写。
法庭上，面对杨某的诉求，陈某坚决表示，这几份遗嘱违反公序良俗，应为无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