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作为一个“文艺中年”，会要求员工们在他们走以前，给他们家做一个完整的口述，然后在每个博物馆角落里面，保存下来原住户的东西，照片什么的。如果有朝一日，我们被证明做得不好，他们可以把这些东西取出来，重新住在里面生活。
（有的事做好了，有的事没做好。）在2020年的夏天，我发现有个地方连着仓央嘉措博物馆（堵住游客来的路）。水泥房子，没有人住，是村里的一个废弃的公用医疗室。（砸掉它要和村里协商。）我们用了很多办法，最后成功的把它给砸掉。砸掉以后，员工说，一定要把门锁保留好（留个纪念）。
附近还有个房子，也是村里面的房，我当时想把它拿来利用，做一个培训综合体。后来别人告诉我，这里面有100多户人家的产权，我只好说算了，我搞不动，不搞了。算了。
澎湃新闻：
我第一次见您，看见您在跟一个商户谈钱，谈得很焦灼。
杜冬：
我大概记得是哪个事。是好几家商户，对吧？（想用普通发票换装修补贴，但是县财政局坚持只能用专用发票）后来那个问题处理好了。国有企业很多时候就有这个问题，要求很严密很完整，但是追求效率，又不允许这么玩。
那能怎么办呢？我觉得所有的国有企业领导都会有这个问题，又要做事，你又要应对规则，在规则底下把事情做了。
澎湃新闻：
您的一个同事当时跟我讲，你们有318国道情结，这个东西帮你们克服了很多麻烦，这是什么？
杜冬：
我不知道他讲的什么意思。对我来说，我们都是318国道来的人，“G318旅行记忆微博物馆”的第三层是按照我的意思来修的，放了一张大地图。
我是有这种情结的，我觉得道路本身非常浪漫，我自己在那边走过很多遍，来回走。但你问我这种情结跟我工作有什么关系，我没有什么感觉。
“持续冲击，才知道应该是怎样”
澎湃新闻：
您老在说“工作只是工作”，可另一方面，您又反复说希望为理塘培育一点自己的人才，因为外来人总是要走的。
杜冬：
一直这样（两地奔波）对别人不公平，对我夫人不公平，对孩子不公平，对我父母也不公平。
这也是我觉得很焦虑的一件事，就是人才培养的问题。培养人才好难。
我现在都觉得任何县级文旅第一步做的事情还真不是说规划什么的，应该撒出去30个员工，培养个半年时间，上午跟岗实习，下午跟老师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