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就怕这个单位丝毫没有培训就开始做了，全靠领导的远见，但是执行上还是靠底下的员工，他们的见解和能力会导致很多政策变形，而且一旦变形就扭不过来，一个契约类似的东西存在三年以上，再改它，那就很难。
以前的话一把抓，现在我新员工进来，我教我们的员工去操作hr制度，他们有考试，有培训，但好多东西还是在学、在比划，他们真的需要去外面多学习一下，还是真的不够。
现在国有企业发工资的体制是需要经过上级审批的，感觉激励不足。我怕就怕他们觉得，我跟别人比已经做得很好了，这种想法持续一年就麻烦了。所以我今年想把一部分的员工扔出去做一个新景区，他们自己去做，自己开拓道路。
澎湃新闻：
您觉得他们上进心不够，是责怪他们吗？
杜冬：
这不能怪他们，完全不能怪他们。
他们以前看不到，没有见过，在一个地方生活了二十多年。真的让他们马上改变一下生活方式，没有那么简单。
你要去见过，才会知道，（原来旅游）是这么个玩法。这次丁真的事情对他们来说也是个机会，他们要看到外面是怎么回事，他们会知道世界是不止（理塘、成都）这么大。有的员工说我去过成都，去过和工作过是两回事、两回事。
我也去过，我高中毕业去上海玩过，上过东方明珠，但又怎么样呢？需要的是持续冲击，才会知道应该是怎么样。
澎湃新闻：
您现在有机会带员工去北京互联网“大厂”了，现在感觉怎样？
杜冬：
我现在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解释这种东西，我应该带着某种自豪的态度去讲“996”，还是带着抨击的态度去讲这玩意儿？
这个真是很矛盾的一件事情。我作为知识分子，我当然要抨击“996”不好，大伙儿都很痛苦。但是作为一个国企的管理者，现在要跟员工说，你看别人的工作是怎么组织的？我还那次跟他们讲，你们第一次到北京，就要学习什么是“996”，什么是KPI，这对你们好像不太公平，但是，怎么办呢？
开始有一段时间，我想天天跟员工讲，你看这是好的，那样不好。现在觉得算了，让他们自己看去。他们要是会更逆反地认为某种是好的，我还不如不讲。
我跟他们说了很多道理，我说城市化必然到来，到后面每个人都会被卷进去，再过个20年，你们的孩子在你们的年纪有百分之七八十的概率会在成都。现在他们听得不是很懂，但我觉得也没办法。
（现在整个团队都不专业），在北京，有个杂志过来想采访我们，拍摄一些照片，我正好在那边，说可以聊一聊。别人一来，发现我们各种果皮乱扔，各种衣服乱丢，因为太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