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方接待这些外国人的部门叫市舶提举司，设立在广州、泉州、宁波这三座城市。《明史·食货志》中记载，海外诸国在向明朝皇帝朝贡时，也允许携带一定数量的物品在华销售，所得归己，但要由市舶司管辖，甚至还要抽税，不过税率很低，主要是照顾这些来华的朝贡使者不能空手而归。中方设立市舶司这一级政府机构，主要目的就是，了解外国的情况，抑制不法奸商，使海禁政策得到实施，同时消除倭寇等在沿海的挑衅活动。
中外之间的勘合贸易往来，属于典型的"计划经济"。例如，只允许在上述三地设市舶司，并且限制了对方的贸易规模，还要限制他们在中国行走的途径以及来华的人数等，并不是想来多少人就来多少人，想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不过明朝的勘合贸易在规定和执行上，时常有不一致的地方，对于恭顺的国家，如朝鲜、琉球、占城等网开一面，赏赐较多，唯独对日本限制最严，因为日本给中国惹来的麻烦最多。
《明史·日本传》中写到，在明朝最开放的永乐年间，日本幕府将军足利义满已经向明成祖朱棣称臣，这个时候明朝向日本开恩，也只不过允许日本每十年来华朝贡一次，来华人数不得超过两百，船只不得超过两艘，不准携带兵器，违者以倭寇论。由此可见，无论是政府允许的朝贡贸易，还是海禁政策防范的内外勾结，明朝都把日本人当作特殊对象对待，在防范日本人来华和防止中国人下海方面，都可说是用心良苦。
物极必反。严厉的海禁政策和狭隘的朝贡贸易，在嘉靖时期终于走向了破产，引发了战争。嘉靖时期"倭寇"问题的大爆发，除了海禁政策和严防倭寇的诱因外，还和经济的蓬勃发展有密切关系。嘉靖时期，中国周边海上贸易的规模不断扩大，商品经济的萌芽已经显现。经济就像是一只无形的手，指引着越来越多的沿海商人铤而走险，私自下海从事贸易活动，而且规模不断扩大，沿海贸易港口增多，交易繁荣，而且海上贸易集团开始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