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以后政府因长安物资供给困难而常常迁往洛阳办公的情形，自开元二十四年（736年）玄宗由洛阳西返后即告终止；此后他便长期住在长安，不再东幸。
开元二十四年后政府所以能够长期驻在长安，主要由于关中的经济状况发生激剧的变化，即关中的物资供给由过去窘困贫乏的状态一变而为丰富宽裕，足以供应中枢因经费开支激增而起的对于大量物资的需要。［注一］当日关中物资所以能由贫乏变为富裕，主要由于江淮与长安间物资运输的改善。对于这条路运输的改善最有贡献的人，是在玄宗最后一次东幸前（开元二十一年十二月）上台作宰相的裴耀卿。
在最后一次东幸的前夕，玄宗对于过去二十余年在两都间仆仆风尘的生活非常厌倦，希望此后关中能够得到充分物资的供应，以满足中枢的大量的需要，因为这样他便可以一劳永逸地住在长安，不必长途跋涉地跑那八百余里的路了。他回忆起三年前裴耀卿曾经提出改善长安和江淮间运输的计划，遂叫他来商议。在听取他的建议之后，玄宗便把他由京兆尹擢升为宰相，兼江淮河南转运都使。此后改善长安和江淮间运输的责任遂落在他的身上。
裴耀卿对于漕运最大的改革，是实行分段运输的办法（即转般法）。上章曾说，自江淮装载物资北运的船只，因所经各河水流深浅的不同，沿途常常停滞，以致运输量不能特别增加；复次，陕州洛阳间的水道，因有三门底柱等险滩而不便航运，以致须负担昂贵的陆路运费。为着要增加运量，减轻运费，他"请于河口（即汴河从黄河分流的地方）置一仓，纳江南租米，便令江南船回。其从河口即分入河洛，官自雇船载运。河运者，至三门之东置一仓。既属水险，即于河岸傍山车运十数里。至三门之西，又置一仓。每运置仓，即般下贮纳，水通即运，水细便止。渐至太原仓，溯河入渭，更无停留，所省巨万。"结果，政府在汴河与黄河的交叉点上置河阴县（今河南河阴县东）及河阴仓，在河清县（河南孟县西南五十里）置柏崖仓，在黄河北岸三门之东置集津仓，三门之西置三门仓（一作盐仓）。河中既然有险滩，遂在三门北的山中开路十八里，用车载运，以免有覆舟之险。车运抵三门仓后，又用船运往太原仓，然后由河入渭，以实关中。
他这种分段运输的办法，和以前的长途运输比较起来要好得多。因为船只既然只走一段较短的路线，便可不因等候前途之水的涨退而常常停滞，从而大大地节省了运输的时间；同时，船夫只航行于水性较为熟悉的河道中，也可不至于行驶太慢，或发生危险。例如过去"吴人不便河漕，由是所在停留，日月既淹，遂生隐盗"。如今规定江南租船在河阴仓卸下租米后，便可驶船南返，不必航行于水性不大熟悉的黄河中，自然可以免除许多流弊了。复次，贮存在河阴仓的米，等候河水深度合适时才用船装载西运，令"晓习河水者递送纳于太原仓"，运输的效率自然可以增加了。此外，因为要避免上滩的危险，他在三门北的山中开路十八里，以便改用车来运送，自可较为安全。本来沿途都用船来运送的米，运到这里又要改走陆路，自然不免麻烦；但这段短距离的陆运，和从前陕州洛阳间三百里的陆运比较起来，也着实方便得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