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在为隋炀帝翻案的几次热潮中，都有学者为隋炀帝开凿运河和“巡游为揽胜”两个问题进行讨论。1959 年，万绳楠的《论隋炀帝》论述了隋炀帝有巩固边防、开运河、营建洛阳、颁布《大业律》几大突出贡献，评价他：“不仅对我国统一与巩固有贡献，而且对我国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发展也有贡献”。总而言之，认为大运河导致了“自是天下利于转输”局面的出现，巩固了国家南北统一，具有重大的政治文化意义，虽有“尽道隋亡为此河”、“亡隋波浪九天来”的罪名，但也有“实皆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历史意义。袁刚《隋炀帝开运河为巡游史事辨析》、李筑《论隋炀帝与大运河的开凿》、张晓东《漕仓、运河与隋朝大一统战略布局》等也是这方面的专论。
其次，针对隋炀帝的民族政策、巡狩活动，也有众多成果发表。何平立认为隋炀帝的巡游活动“北至大漠、西抵张掖、东达涿郡、南到江都”，都是“以政治军事上的威慑战略, 消除边塞隐患, 强化王权, 巩固中国统一以及构建四夷宗藩臣属统治秩序, 开创帝王盛世宏业”。
赵云旗对隋朝文、炀帝的民族政策有较深入研究，发表了《隋文帝民族政策研究》、《论隋炀帝的民族思想和民族政策》两文，认为中原与少数民族地区各方面发展受到隋朝两任皇帝民族政策的推动，并为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巩固和繁荣昌盛做出了一定贡献。此外，李大龙《隋王朝与突厥互使述论》、沈世培《隋朝对高丽政策的演变》、李惠兴《隋朝内地与西域关系述略》、王咏梅《隋炀帝西巡与张掖盛会》、赵文润《隋朝时期中原与西域的文化交流》、李清凌《隋朝对待西北民族的谋略思想》等文都从不同方位和角度，探讨了隋朝与周边政权的交流和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