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加剧内部保守主义和民粹主义势力的上升。
俄乌冲突之前，欧洲就已经成为全球民粹主义力量发展壮大的大本营之一，俄乌冲突进一步刺激欧洲的民粹主义及保守主义势力崛起，这将改变欧洲的整个意识形态取向和政治生态。
俄乌冲突的爆发使人们对安全的关注急剧上升，而且它所加剧的欧洲经济的下行也使欧洲百姓对传统政党的执政理念和方法感到强烈不满。在此背景下，那些强调本土安全（包括治安），尤其是反对移民和强调西方传统价值和宗教观的极右翼政党获得了更多选民的支持。我们可以看到俄乌冲突后包括法国国民联盟、意大利兄弟党、德国选择党和丹麦的自由党等在各自国家变得不可忽略，要么占据国家议会重要地位，要么已上台执政，要么在地方议会中举足轻重。
俄乌冲突后极右翼政党的进一步崛起对欧洲的影响将是全面和深刻的，它正在侵蚀战后左翼力量在欧洲苦心孤诣所推广开来的进步主义意识形态，而极右翼政党所带来的身份认同再造和保守主义思潮将会让许多欧洲人不再秉持左翼的乐观主义，从而改变或腐蚀整个欧洲政坛的固有面貌和社会观念，其中一个后果就是当前的欧洲人一定程度上陷入了意识形态的盲区或观念冲突之中。回到过去还是走向未知的未来，这对欧洲人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观念抉择。
援助乌克兰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面对旷日持久的冲突，欧洲没有做太多思考，本能地认为应该支持乌克兰并击败俄罗斯，这不仅是出于对来自俄罗斯进一步安全威胁的恐惧，也出于所谓捍卫自由主义的决心。如今，随着乌克兰在战场上部分地失去优势，提升对乌援助成为欧洲对外核心议题之一。然而，强烈的援乌需求和实际的援乌能力与条件之间存在越来越大的差距。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第一，欧洲有限的援乌资金。
欧洲国家的国防开支主要投资于北约，但即使如此，冲突前的多数国家都没有在预算上达到北约所要求的预算占年度GDP的2%的条件，冲突后一些成员国努力实现了这一目标，但却已经没有多余资金用于对乌援助。
目前欧洲国家用于对乌援助的主要共同工具是"欧洲和平基金"（EPF），该基金本意用于支持世界范围内的对外和平行动（如维和行动和打击恐怖主义等）。俄乌冲突爆发后，该基金5年内预算中的多半已被用于对乌援助。除了欧盟层面的援助，各国根据自身能力进行支援，其中最大的援助方是德国，其次是中东欧一些国家以及法国等。此外，一些国家和乌克兰签署了长期的军事援助协定，以制度化和法律化的方式强化援助能力。
即使如此，在如今乌克兰亟需更多援助的背景下，欧洲国家的援助能力值得怀疑。一是，在经济整体下行背景下，欧洲各国的国帑收入在下降，难以同时满足北约预算要求、增进欧盟国防自主能力和增加对乌军事援助的多重能力。二是，为了社会团结，有限的政府开支将不得不首先维持福利系统的正常运转，包括满足特定群体的固有补贴需求。三是，欧洲的对乌援助纯粹是消耗，几乎不带来任何利润，这和美国援乌情况不同。美国有发达的"军工复合体"，其对乌军援资金的大部分依然落入了美国公司的腰包。因此，长期对乌输血意味着欧洲的长期失血，这是一种不可持续的方式。总之，没有充裕的资金，欧洲对乌援助就会大打折扣，除非欧洲豁出去，大幅压缩有关公众福利、绿色转型和其他领域的开支，然而这一可能性较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