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正是在处理天津教案过程中，显示出了超强的外交谈判能力，他本着"一命抵一命"的原则，以及"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只同他打痞子腔"（李鸿章语）的风格，较为稳妥地处理了中外争端，既避免了战争，又回避了西方国家狮子大开口的无理巨额赔偿要求。中外双方基本满意，主要是保教国法国也认可了，此事不了了之。
天津教案是一个转折点：曾国藩黯然下野，并于一年多后去世。但一码归一码，曾国藩本人对李鸿章是爱护有加的，他对后者也充分认可；而李鸿章则通过这件事，开始登上晚清外交舞台。
正因为受此事影响，晚清朝廷意识到，三口通商大臣和直隶总督倘若由同一个人担任，似乎更为合理。因此在征得李鸿章本人同意后，朝廷一改惯例，授命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并由此形成了"两职归一"的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