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围绕皇位继承的严重斗争，皇子们"各树朋党，遂成衅隙"（《旧唐书·恒山王承乾传》），从而唐太宗对诸子和勋臣猜忌丛生。贞观十七年（643）春天，平定齐王祐叛乱后，又审理太子承乾谋反案，结果太宗废二子，杀一子、一弟及一批勋戚贵臣。这一关系皇权能否巩固的惊人要案，对太宗晚年心灵的打击极为沉重。他在处理现实政治斗争以寻求身后皇权稳定的过程中，联想起西晋统一王朝的短期覆灭，正是肇始于皇位继承不当和权臣干政，因而他要借修《晋书》以"览古今之失，察安危之机"，既总结西晋灭亡的历史教训，又表明其维护唐皇朝政权稳定所采取各种措施的必要性。
基于对稳固统治的考虑，唐太宗专门撰写了《晋武帝论》，他对晋武帝的不足之处一一评论。
晋武帝的"骄泰之心"，使其"见土地之广，谓万叶而无虞；睹天下之安，谓千年而永治。不知处广以思狭，则广可长广；居治而忘危，则治无常治"，"加以建立非所，委寄失才"，故而"贾充凶竖"，"杨骏豺狼"，其"祸心"得逞。接着又揭示："惠帝可废而不废，终使倾覆洪基。夫全一人者德之轻，拯天下者功之重，弃一子者忍之小，安社稷者孝之大。……所谓取轻德而舍重功，畏小忍而忘大孝。圣贤之道，岂若斯乎"！唐太宗进一步对西晋灭亡原因从理论高度总结说："良由失慎于前，所以贻患于后。……是以君子防其始，圣人闲其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