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的作用既有如许之大，那就非修不可。在诏书中唐太宗还提出可依修五代史故事，"若少学土，亦量事追取"。一般说来，皇帝诏书是由大臣起草，经皇帝认可而颁发的，但不论出于大臣之手还是出于史官之手，都反映了唐初最高统治集团中的一些代表人物对史学社会功能的深刻认识，并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认可而发布出来，也就是体现了唐太宗的意志。
第二，基于当时的政治形势
除了重视史籍，也是唐太宗针对当时政治局势的考量。
在统治后期，唐太宗矜于"文德武功"，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太宗亲统六军从洛阳北上征伐高丽，但受诸多因素影响，东征以失败告终，对此他有所醒悟。此外，唐太宗还受到一系列政治事件的刺激：一是"皇位继承问题上的严重斗争"；二是"他对勋戚功臣们的猜忌怀疑"；三是"太宗本人对历史记载的恐惧心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