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时期，社会变革轰轰烈烈，女子生活纳入维新派的变革之列。在解放妇女、改变妇女生活方面，维新人士倡导：解缠足和兴女学。维新人士梁启超、康广仁准备筹办女学堂、女学会、女学报，因此，1897年9月，康同薇随父亲到了上海。
兴办女学是当时维新派的共识，也把兴女学提升到了富民强国的高度。维新派认为要民富国强，占人口一半的女子就要生利而不仅仅是分利。
兴办女学堂前期的舆论宣传与资金筹措都是女学堂外董事们（男人们）的事情，而女学堂的教学与教务工作则由外董事的妻子、女儿们来充任。一是妇女的事情要妇女做；二是由于当时社会普遍遵守男女授受不亲及男女有别的礼教，所以女学堂内不准男子入内，即使男董们来学校谈事，也要把女董们叫到校外方可。当时的女董有康同薇，梁启超的妻子李惠仙，康广仁的妻子黄谨娱，谭嗣同的妻子李闰等等。
为办女学堂，董事们经常开会。第四次聚会则是1897年12月6日的中国两千年以来第一次的"裙钗大会"，到会者122人，西方妇女65人，中国妇女57人。西方妇女相当踊跃与热情，会议记录写道："与集共百二十二人，座中博学妙才，首推南海康小姐"。可见，在当时最优秀的妇女中，她都是出类拔萃者。女学堂于1898年5月31日正式开办。
为了在全国通"坤道之消息"，也为了让全国知道女学的益处，将女学堂的教学内容广而告之，女学会决定办一份《女学报》。《女学报》向全国招聘女主笔，康同薇是当之无愧的人选。在女学堂筹备之前，康同薇已发表过《女学利弊说》，以贡献她对女学的观点与见解。在这篇文章中，她首先阐明：男女没有高下之分，男女智慧才能不同不是因为天生，而是教育使然，所以应该男女平等，此振聋发聩之声冲击着当时的保守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