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集体失忆的过程中，被关押的战犯很快被释放。即使那些在东欧和集中营中犯下过滔天罪行的战犯，大多也都逃过了调查审讯。虽然1956年在斯图加特建立了国家司法部，但地方政府直到1963年在波恩的死催下，才启动对战犯进行调查审讯。在1965年联邦政府将谋杀罪的法定追诉时效延长至20年后，调查才开始真正见效。
对这些事情，阿登纳本人心情十分复杂。一方面，他清楚地感到，对过去的罪行保持沉默，要比承认事实而激起公众愤怒来得稳妥，其他任何措施都有可能引起右翼势力的死灰复燃。舒马赫曾对惨遭德国迫害的犹太人公开表示同情，但阿登纳对此几乎从不发表什么看法。事实上，他只提到过犹太受害者，但从来没有说过任何有关德国的暴行。
另一方面，他又感受到了一种无法抗拒的、必须做出赔偿的压力。1952年9月，阿登纳和以色列总理摩西·夏里特达成协议，对犹太人赔偿1000多亿德国马克。这使阿登纳在国内承担了一定的政治风险：在1951年12月的民意调查中，只有5%的西德公民承认对犹太人“有罪”。另有29%的民众认为可以对犹太人给予赔偿。其他还有两种混蛋观点：一种认为只有“犯了事的人”才应承担责任，一种认为犹太人“本身也有责任”。
1953年3月在西德国会的会议上，赔偿协议引起了激辩，许多人反对做出任何赔偿，基社盟和基民盟内部也发生了分歧，为了通过赔偿协议，阿登纳只好依赖他的政敌———社会民主党人的投票。
阿登纳很鸡贼，他经常利用国际上对德国纳粹复苏的恐慌情绪，来跟盟友们讨价还价。他提出，如果西方盟国想跟西德在欧洲防务上合作，那它们就不该重提过去的灾难。如果想阻止德国右翼势力复活，那它们应当坚定地站在阿登纳这边，反对苏联和东德诸如此类。
西方盟国对阿登纳的意图了然于胸，但也承认只有他才能斡旋于藏龙卧虎的德国形势之中，也愿意做一定的让步。艾森豪威尔的后任、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李奇微将军，也一脉相承地要求盟军司令部在1953年、赦免东线战事中的全部德军军官战犯。
但也不是谁都吃他那一套，迪恩·艾奇逊尤其反感阿登纳那种讨价还价、好像在给谁面子一样的谈判态度。偶尔也有那么几次，华盛顿和伦敦方面冲德国发火，或者背着波恩在和莫斯科谈判的时候，阿登纳马上会脸色一变，提醒选民们说有些盟友有些牢靠，而只有他自己是值得信赖的，只有他在照顾民族的利益。
早在1956年，阿登纳曾警告说，西德不可能永远成为“核武器问题上的附属国”。到了60年代初，很显然，西方盟国已经和莫斯科达成了协议，两边都永远禁止西德拥核，阿登纳怒火中烧。从短期内看，波恩政府似乎不再效忠于华盛顿，而有可能转向巴黎的戴高乐政府，因为他们两国都对强硬而专横的英美怀恨在心，都怀疑美国想摆脱对欧洲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