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德国还有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就是回归者：那些从东普鲁士、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地被赶回来的日耳曼人。在总数约1300万的流亡者中，接近900万人最初被安置在西方占领区。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从东德又跑来大约150万的流亡者进入西德。
在早期西德，比起其他德国人来，回归者们缺吃少穿、无处栖身、就业无望，所以他们在选举中的意愿非常强烈：回到他们的原籍，夺回现在苏联盟国手中那些原本属于他们的财产，如果实在拿不回来，那就要求得到应有的损失赔偿。
除了回归者外，德国还有几百万退伍军人，1955年赫鲁晓夫同意遣返战俘后，这批人数更是大为增加。同回归者一样，这些退伍军人也觉得自己是战争的“受虐者”，在战后又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一切有关德国、尤其是德军恶行应遭到报应的说法，都遭到了愤怒的反驳。
阿登纳领导的德国喜欢以“三重受害者”的形象示人：首先，是希特勒统治时期的受害者，德国人大多数都是对抗希特勒的好人，像电影《最后的桥》和《告密者》编的那样；其次，是敌人手里的受害者，战后德国被摧毁的城市更让人相信，德国人在家里和在战场上一样，都遭受了敌人的摧残；最后，是“谣言”的受害者，那些“歪曲了的”宣传夸大了德国的滔天罪行，而低估了它的损失。
这种做法非常恶心，但阿登纳也确实没办法。回归的难民组织的政治势力太强，动不动就在地方选举中拿到百分之十几、二十几的选票，正是觉得这样的选民得罪不起，康拉德·阿登纳才小心翼翼，不敢直接批评近来德国的历史，反而大骂苏联和西方联盟不仁不义，以此转移矛盾。
为了对回归者们进行安抚和满足，阿登纳和基民盟对东德采取了强硬路线。根据1955年提出的荷尔斯泰因决议原则，西德拒绝和一切承认东德的国家建交，且拒不承认1949年的波恩《基本法》中提出的代表“全体德国人”一说。唯一的例外是苏联。1957年，铁托承认西德，阿登纳马上和南斯拉夫断绝交，以示强硬！接下来的10年，西德和东欧的关系进入了冰冻期。
国内事务方面，除了投入大量资源帮助回归者、战俘及其家眷安家立业外，50年代的西德政府基本对纳粹和希特勒提都不提。1955年，西德外交部抗议加纳电影节上放映的阿伦·雷奈纪录片《夜与雾》。理由是西德即将以正式成员身份加入北约，这电影会伤害它和盟国之间的感情。法国政府及时做出回应，取消了这部电影的放映。
这绝不是一时的反常现象。到1957年为止，西德一直在封杀沃尔夫冈·斯陶特的电影，因为该导演提出：德国独裁主义有深厚的历史根源。但是德国人不承认，他们好像把过去“忘了”。在整个50年代，西德官方采取一种使人感到舒服的观点：在德国历史上，魏玛时代是英雄的时代，纳粹分子只是一小撮，何况他们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