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信念不同
洪秀全对西方宗教文化的选择，带有中国小农的落后性。洪秀全的宗教理念来源于西方基督教的一本布道手册《劝世良言》。基督的精神对于洪秀全来说也许只是一种感同身受的思想启迪。1843 年的洪秀全，是一个屡试不第，连秀才都没有考上的落魂书生。是《劝世良言》这本小册子改变了他的一生，使他从一名眷恋仕途的乡村士子转变为一位虔诚的上帝真道的传播者和揭竿起义武装反抗的农民领袖。
这种转变的偶然性和突发性虽然有着极为复杂的社会根源和心理因素，但要使它真正中国化，显然还缺乏必要的思想氛围和理论准备而要使西方劝世和救世的基督教义，一下子变成中国农民揭竿造反的政治纲领，不仅在中国社会缺乏思想基础，就是在洪秀全自身也显得十分突然。这就注定了上帝教的创立和发展必然伴随着先天不足的畸形和变异。最终他的拜上帝教既没有取得西教的精髓，更是抛弃了儒家文化的精华，是不伦不类的怪胎。
反观曾国藩，曾国藩注重理学经世之术，成为儒生地主政治势力的代表。一方面，曾国藩长期注重研习理学，早在湖南读书求功名时，他就与好友郭嵩焘等人"相尚于宋儒义理之学"。后来又与众师友如湖南的理学大师唐鉴、湘军的主要骨干罗泽南、刘蓉等开展以理学为主要内容的学术交往，使他进一步笃信程朱理学。 并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讲理学的士大夫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