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良渚古国干不过仰韶古国 因为前者是神权国家!(8)

2022-08-11 07:39     360kuai

红山古国、良渚古国消亡了,唯独仰韶古国得以承续发展,绵延不绝,成为数千年不曾间断的中华文明史的主干。是偶然,还是必然,主要原因是什么?这是我们十分关注且很早就开始讨论的问题。

回溯古今中外历史,世界上发生的林林总总大小事件,既有偶然原因,也有必然因素,但更多的恐怕还是必然通过偶然表现出来。古人有所谓"一言丧邦,一言兴邦"的说法,作为一个国家,当它消亡或者兴旺的条件还不具备、还不成熟的时候,是不会轻易消亡或兴盛的。一国之君,无论昏庸或英明,其政策、号令只能加速或者延缓国家的灭亡或崛起,而不能起决定作用。那么,红山古国、良渚古国最终导致消亡的真正原因,仰韶古国最终得以存续发展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环境变化说、异文化入侵说,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可能性,但迄今提出来的证据似乎都还难以证明。考虑再三,笔者认为问题主要还是出在它们在文明演进过程中选择的不同途径、采取的不同模式上。

红山"古国"采取的是无限扩大神权的模式,良渚"古国"虽神权、军权、王权相结合但仍是以神权为主的模式。神权高于-切,应该是两者最终均走向消亡的根本原因。第一,掌握神权的巫师,无所节制地将社会财富大量挥霍于非生产性的宗教祭祀设施的建设和活动上,掏空了社会机体正常运转和持续发展的基础,使社会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动力,这是我们从红山文化牛河梁、东山咀、胡头沟等遗址的发掘资料中可以直接观察到的,也是早有学者已经指出过的;第二,掌握神权的巫师,不是靠自己的军事才能和行政才能管理国家,而是靠向神致祭、同神对话秉承神的意志和个人想象来实现领导,这样做的结果可想而知。

而在军权、王权结合基础上突出王权的仰韶古国,则与前两者决然不同。从灵宝西坡遗址的考古发掘现场,我们既看不到红山文化牛河梁、良渚文化瑶山、汇观山那样范围广大、内涵多样的宗教祭祀场景,也看不到红山、良渚大墓中随处可见的带有神秘宗教色彩的玉器。其墓葬尽管规格很高,但一般只有陶质器皿和一两件玉钺随葬,而且这些看似规格和地位很高的大墓并不脱离"氏族"公共墓地单葬一处,而是和其他规模不算很大但可能有血缘关系的死者葬于同一墓地。在这里看到的是王权的突显和神权的渺小,是尊者的朴实无华,是尊者与卑者虽有区隔但仍存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显然,仰韶古国在这样的领导中枢领导下,第一,没有造成、也不大会造成社会财富的极大浪费,从而保证了社会的正常运转和持续发展的可能;第二,掌握军权、王权的仰韶古国的王,虽对自然神 也心存敬畏,也有祭祀,但主要是崇敬先祖,通过祭祀祖先求得庇佑和治世良策,因而不会像红山、良渚古国掌握神权的巫师那样"随心所欲",靠神的意志实行对国家的治理;第三,仰韶古国的王比较接近民间社会,因而能够提出比较符合民众和社会需要的措施,顺应社会发展的要求。笔者曾主张考古学上的仰韶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时期,大体可与传说中的五帝时代相对应。尽管灵宝西坡遗址有许多关于黄帝曾铸鼎于此的传说,但迄今我们还无法知道,西坡仰韶大墓的死者究竟能否与五帝之首的黄帝直接挂钩,拟或要早于五帝的时代。但考察西坡仰韶大墓,总会联想到《史记?五帝本纪》的一些记载,"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劳动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司马迁描绘的黄帝,是否真的如此,他自己也心存疑虑。如将有关记述和西坡仰韶大墓考古材料相对照,两者好像如影随形,形影不离。笔者历来反对将五帝一一人格化,但如果将其作为时代的符号来看待,这些记载是否也含有某些真实、合理的成分呢?

总之,无论从考古材料看,还是从文献记载看,古代历史上出现的王权国家,因能自觉不自觉地把握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方向,避免社会财富的浪费,因而要高于、优于神权国家。仰韶文化从进入分层社会开始,社会上层即选择了在军权、王权结合基础上突显王权、发展王权的道路,并为后继者所传承,这应该是由仰韶古国创造的文明模式得以发展、数千年绵延不断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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