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墓葬随葬玉器，在功能分类上与红山文化相比，有同有异。相同的方面是大部分玉器也与宗教祭祀有关，也属通神的工具。常见的玉璧、玉琮的功用，《周礼?大宗伯》所谓"以青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的说法，也许并非确切，但似乎也不能一概否定。邓淑苹女士在《新石器时代的玉璧》一文中说，"玉璧最初的功能为佩饰器。但到良渚文化时，璧与琮经常伴随出土，尤以寺墩第三号墓最为壮观"，"古代的中国人相信天圆地方，天苍地黄，所以用'苍'璧来礼拜天神，用'黄'琮来礼拜地 。但是这种宗教仪式究竟始于何时，却始终未有田野考古的现象可以加以证实，而今良渚文化中，璧、琮的伴随出土，大量且集中地出土于特殊墓葬中，尚遗留特殊仪式如火烧等的痕迹，使吾等不免考虑，这个深植于后世民心的宇宙观，或创始于良渚的居民。"张光直先生在考察有关玉琮用途的诸种说法后，提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把琮的圆方相套的形状用'天圆地方'的观念来解释，由来已久"，"内圆象天外方象地这种解释在琮的形象上说是很合理的"，"琮的实物的实际形象是兼含圆方的，而且琮的形状最显著也是最重要的特征，是把方和圆相贯串起来，也就是把地和天相贯通起来。专从形状上看，我们可以说琮是天地贯通的象征，也便是贯通天地的一项手段或法器"。良渚文化玉琮上几乎都刻有"神人兽面纹"或"兽面纹"，也有人称为"神徽"，其他玉器如冠状饰、三叉形玉器等上面也经常可以见到。如果将这些图像的含义同琮的造型和考古上琮、璧伴出现象统一考虑，琮、璧一类玉器为通神工具或法器的分析的合理性，就更容易为人理解了。图像有繁有简，学术界根据繁、简不同图像作出的解释也不完全一样，归纳起来，大体有四种意见:一、认为是神人御兽；二、认为是人兽的复合；三、认为简化的图像是单一的兽面；四、认为是单一的神徽。1986年良渚反山大墓被称为"琮王"的玉琮(M12∶98)的出土，为这种图像含义的解读提供了直接证据。这件玉琮通高819、上射径1711～1716、下射径1615～1715、孔外径5、孔内径318厘米，"在四面直槽内上下各琢刻一神人兽面纹图像共8个"。神人头戴羽冠，抬臂弯肘，双手五指平伸；神兽圜眼，阔鼻，大口，上下獠牙，鸟足。表现的是一神人骑在一神兽上的情景。这是迄今看到的良渚玉器上最为完整最为复杂的一幅神人御兽升天图，其他图像或者是它的简化，或者是它的分解，但所传达的应是同样的信息。图像上头戴羽冠的神人即是巫师，圜眼、獠牙、鸟足的神兽即是想象中具有灵性的动物。张光直在上引论文中根据《周髀算经》有关记载和对甲骨文巫字来源的考证，认为"巫是使矩的专家，能画圆方，掌握天地"，而"巫师通天地的工作，是受到动物的帮助的。所以作为贯通天地的法器上面刻有动物的形象必不是偶然的"。他并引《道藏》所录《太上登真三矫灵应经》关于龙、虎、鹿三矫能帮助修道之士"上天入地，穿山入水"的记载，认为其与远古时代巫师与动物使者之间的关系当有内在联系。良渚文化大墓随葬玉器在组合上与红山文化最明显的差别，是除了都有大量与宗教祭祀活动有关的玉器，尚普遍随葬有象征军权和王权存在的玉钺或石钺。前面我们曾经提到，有的墓葬除玉钺之外，尚有多达几十甚或上百件石钺者。钺是由生产工具类石斧演变而来的兵器，是王权的象征，已因林 教授的精辟考证而成为学术界的共识。良渚文化中玉石钺大量而普遍的存在，表明当时凌驾于良渚社会之上的权力中枢中，军权、王权和神权是合为一体的，军权、王权已占有一定的地位。但权衡起来，神权仍高于王权和军权，余杭反山M12出土玉钺上、瑶山M7出土玉钺柄端饰上也雕有神人兽面纹即可为证，它不仅说明在举行盛大祭典时要充当仪仗，即使在刑杀和征伐等活动时也要听命于神的指挥，而更为重要的，则是证明了能行使军权和王权的也正是能交接人神、沟通天地掌握祭祀大权的巫师本人，巫师既握有神权，也握有军权和王权。
仰韶文化则大异其趣。在其大型墓葬中，随葬的除了陶器便是极少的玉钺，甚或没有玉钺，看不到宗教祭祀活动的遗迹和象征神权存在的东西。仰韶文化中晚期像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一样，也已发展到分层社会的阶段，但不同的是，凌驾于其社会之上的权力中枢中，以玉钺为象征的军权和王权占有至高无上的绝对地位，我们不能说当时仰韶社会没有神 和祭祀活动，但至少由此可以证明，神权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可能只占较小的份额。较早发现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之间存在差别的是许倬云先生。许先生并不否认仰韶文化也有信仰，但他认为仰韶文化的信仰是对于死者的灵魂观念，这种灵魂观念，可以转化为事死如事生，可以转化为祖先崇拜，因而人死后，即以日常生活用品殉葬，考古所见的确主要是活人使用的器皿和工具，或其仿制品。这一信仰与红山和良渚两个玉文化礼仪中心所显示的神 信仰迥然有别，玉器主要是神 信仰的礼器，陶器则主要是祖先信仰的礼器。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认识:在中国古代文明演进历程中，距今5500～4500年这个阶段，无论是北方的红山文化、东南的良渚文化，还是中原的仰韶文化，都已发展到苏秉琦先生所说的"古国"阶段，但它们所走的道路、表现的形式并不相同，如果说它们都属"古国"，则红山文化古国是以神权为主的神权国家，良渚文化古国是神权、军权、王权相结合的以神权为主的神权国家，仰韶文化古国是军权、王权相结合的王权国家。
不同的模式 不同的前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