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玉龄死后，吉冈安直一直张罗着给溥仪找日本女人。我那时在溥仪寝宫的桌子上，看到过一些女学生们的相片，都贴在一份"体检表"上，大概有20多份，但我也不敢正视，只能偷偷瞥一眼。
过了一段时间，在原本为皇后设计的"同德殿"的二层，本来是空白，忽然摆上了一张双人床;有一天我从缉熙楼后门出来，见到穿着中式花衣的女孩子，正在接受消毒--就是往身上和脚底下喷石碳酸液，然后就去了同德殿。晚饭时，一个女佣向溥仪汇报"奴才小姐"今天如何如何;过了没多久，女佣汇报时，突然改口"奴才贵人"，我们明白，已经封李玉琴为贵人了。
溥仪纳了新贵人，也没见他的生活有何变化，我好像也从来没见过他在李玉琴的同德殿留宿，而且也没有和李玉琴一起吃过饭。溥仪高兴的时候，偶尔也讲讲李玉琴，说她现在也学会消毒了，比如有个苍蝇落在手上，她马上就用酒精棉球擦擦。这当然是溥仪"言传身教"的结果了。
不知为什么，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对李玉琴提得很少，对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离婚的事也都删掉了。李玉琴后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见过溥仪两三次，最后一次是下定决心离婚而来的，管理所特别破例留她在管理所住一宿，想帮溥仪做最后的努力。但留宿的结果，恰恰相反，似乎更促成了李玉琴离婚的决心。她从1943年进了伪皇宫到1945年8月两年多的时间，我只见他们分楼而居，不知是否曾真的同床共枕过。也许在战犯管理所的这一次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了。
我再见到李玉琴是20年后的事了。溥仪被特赦回北京后，当上了全国政协的文史委员会委员。有一次已在长春图书馆工作的李玉琴来北京，想见溥仪。溥仪那时还没有结婚，李玉琴早就又结了婚，孩子也大了。怕单独见面不太合适，就把我和毓嵒找来作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