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之后国家进一步丧失对地方的控制，土地兼并则更加严重，肃代之际，“百姓田地少者多被殷富之家、官吏吞并，所以逃散，莫不由兹。”“宿豪大滑，横恣侵渔，致有半价倍称，分田劫假，于是弃田宅，鬻子孙，荡然逋散，转徙就食，行者甚众。”在如此大量的兼并之下，民众的生活可想而知。马端临说，“中叶以后，法制隳弛，田亩之在人者，不能禁其买易，官授田之法尽废，则向之所谓输庸调者，多无田之人矣。乃欲按籍而征之，令其与豪富兼并者一律出赋，可乎？”这些事实说明土地兼并最终导致了均田制难以维持，造成唐王朝的国有土地制度瓦解，由此也逼迫税收制度的变革，租庸调制度变革为两税法成为历史的必然。
唐代以来土地兼并日益严重，政府也无可奈何，只能承认既成事实。在一些官员的努力之后“兼并者不复追正，贫弱者不复田业”即是说不再努力纠正侵占国家土地的现象，事实上默认了土地兼并的现实。《旧唐书·杨炎传》说“玄宗修道德，以宽仁为理本，故不为版籍之书。人户寝溢，隄防不禁。丁口转死，非旧名矣；田亩转换，非旧额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户部徒以空文总其故书，盖非得当时之实。”更为直接地体现是国家税收制度的变革，在均田制度破坏的背景下，国家只能改革税收制度维系王朝统治。唐代两税法逐步替代租庸调制就说明均田制难以维持，而不得不以财产多少征收赋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