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们将自己的气节、骨气、面子、尊严，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
孟子有一句名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孟子告诉人们：为了维护自己的气节和内心的正义，是可以舍弃生命的。此外，他还提出过“大丈夫人格”，也就是“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
这种“气节”，影响了后世无数的文人知识分子，到了宋代，宋太祖为了革除五代以来“武人干政”的顽疾，留下祖训“不杀士大夫与上书言事者”，也让“帝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在两宋成为可能。
文臣们以天下为己任，只要是他们看着不爽的事，总要与皇帝据理力争，刚猛直谏者不胜枚举，如寇准曾经拉着宋太宗的袖子不让他走，包拯直接将吐沫星子喷到宋仁宗脸上。“文死谏，武死战”，文官以死上谏君王，成为他们效忠国家、彰显气节的最高境界。
而皇帝们生气归生气，表面上还要乐呵呵的夸奖大臣们是大忠臣。所以，两宋319年，文人士大夫们与皇帝相处得比较其乐融融，南宋亡于崖山海战时，跳海殉国者多达10万之巨。
不过，到了元代，画风突变。
面对在经济、文化上都远超自己的汉人，内心中充满惧怕与自卑的元朝统治者实行了四等人制度，第一等人为蒙人，第二等人为色目人，第三等人为原金朝的汉人，第四等人为原南宋的汉人。各个阶层享有不同的权益，蒙人地位最高，在诸方面享有特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