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适
这种改变的最深刻最本质的意义就是资本向土地的转化。尤其是在疯狂的土地兼并潮流充斥着社会的时候，这一点就更为突出明显。土地产生的价值是极其有限的，而在宋朝的时候，在满足基本需求的时候，它的政治意义和精神意义就大大的超过了经济意义；土地甚至不含有近现代土地的不变资本的性质。因此，宋朝形成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实际上被土地大量的消耗掉了，从实质上讲，商业资本又退化成为了农业资本。
同时，宋朝发达的商品经济，实际上也出于政府的引导和诱使，诸如赋税之类，农民需要缴纳各种各样的赋税，因此不得不参与商品交易和流通。因此，这种商品经济并非纯粹经济动因，更大程度是被动使然。
所以，宋朝的"资本主义萌芽"即使有存在的基础，却没有形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文化和社会土壤，其最终夭折可能是政治、军事造成的偶然现象，但是衰退则是必然的历史趋势。
宋朝的中国在表象上确实出现了一些类似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因素，如雇佣关系、原始工业化、商业资本的积累等等。但是，这些表象特征并没有改变宋朝发达地区的生产方式，它的实质仍然是中国传统的土地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与地主官僚经济体制的结合体。因此，宋朝并没有出现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
这种情况到了明朝依然得以延续。因此，明朝晚期是否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其实也是一个值得商榷的话题。传统中国的农业思维太过于强大，导致社会商品流通的最终导向都到了土地，而土地又没有大面积的作为产业资本进入社会流通，所以，商品经济再怎么发达和繁荣，都缺少持续的投入来扶持，最终不能形成强大的势力和阶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