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宋代后期，全国征收的钱粮已经不足支付官吏工资，全靠吃“老本”维持，到了大观年间，朝廷连官吏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官吏们的贪腐自然是愈演愈烈。
其次，宋代在廉政问题上执法不严。我们知道，香港的廉洁不是高薪“养”出来的，而是靠廉政公署的严格执法“管”出来的。人心不足，只有“高薪”而没有严格的执法手段，只会令官员们萌生攫取更多金钱的额欲望。
前面说过，在建国初期，宋太祖十分重视此类问题，在《宋刑统》中对于此类问题也有着十分严苛的惩罚，甚至宋太祖还规定，受贿的官员不在朝廷大赦之列。然而虽然是有法可依，但由于各级官员执法不严，为了各种“关系”“面子”对贪官污吏进行轻判，严苛的刑罚成了“一纸空文”。
不仅宋代的官员们在面对此类问题时执法不严，即使是皇帝自己，为了标榜他的“仁义”和收买人心，最终也会对贪污受贿的官员们网开一面。因而，最终宋代的官员们都是“责罚未几，遇赦复叙，故态复作”。
尽管宋代还有如包拯这样公正廉洁、严格执法的清官，但以一人之力到底无法扭转整个朝廷的风气。没有完善制度、严格执法之下的“高薪养廉”注定是要失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