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正好是科举制度在历史上的第一个巅峰。士大夫阶层正式成型，在宋朝的各地都有庞大的数量储备。所谓僧多粥少，很多士人无法像过去那样依附于世家大族，更没有办法在华山天险一条路的科举中脱颖而出。除了少量家底殷实的人外，这个群体的绝大部分成员都需要依靠做官来给自己谋得生计。
既然留在北宋没有出路，就只能走出去寻找自己朝思暮想的伯乐和周公。于是，大量的宋人士大夫选择出逃到西夏，利用外族君主的集权渴望来缔造自己的金光大道。西夏君主也基本上照单全收，并将他们填补进各级权力体系，将西夏逐步变成了一个塞上的小北宋。
相比之下，拥有更多领地和财富的辽国，却没有成为北宋穷书生的投奔对象。契丹贵族也从未想过要让自己变成北方的第二个宋朝。
政治上，中后期的西夏君都主大力推崇本土版的科举制度。他们全力以赴模仿宋朝的官僚制度，设立枢密、中枢、侍中等官职。不同于辽国南京的汉儿权力自治，西夏虽然也有汉、藩官员的区别，但往往只是同一职务的不同表述。西夏汉官担任着重要岗位，也不存在辽国不让汉人官僚进入国家权力核心的情况。大量的汉人官僚和汉化党项人，逐渐取代原本的部落自治传统。他们在地方上实行编户齐民，以方便西夏国君快速压榨地方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