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公元666年，唐高宗前往泰山封禅，武则天要求陪同主持，并要带领贵族妇女完成“禅”，也就是祭祀地祇的环节。从表面上看，这是皇后在提携普通贵族女性参与公共政治生活。其实，武则天的真正目的是满足个人参与国家大典的强烈意愿，以树立自身威望和权力的正当性。而当时即便贵为皇后，也不宜单独出现在公共仪式中，身边势必要有其他妇女作陪。
在封禅大典上，武则天发表的“礼奏文”明白宣示，自己的职责仅仅是“职惟中馈，道属于蒸尝”，即尽一个家庭妇女煮食祭祖的义务，不准备改变女性当时的社会角色。武在称帝后，也没有推行过任何有意尊崇女性地位的措施。可以说，除非为成就个人政治野心铺路，她的女德观并不超越儒家传统的两性道德规范。
因此，无论一小撮宫廷女性在政治上如何耀眼，它也只是特定时段、特定阶层女性的专属行为，距离普通民众的生活极为遥远。对广大社会中下层妇女而言，她们的全部生活主要围绕家庭展开，不从家庭内部权利支配角度来观察，无法了解唐朝普遍的女性地位。
而唐代普通妇女的家庭经济地位，较前代其实有大幅缩水。
从北魏开始，一直到唐代开元年间，国家基本的土地制度是所谓的均田制，即官府按照人口数量分配土地给民众耕种，死后交还。北魏的均田制，授田并不区分性别，丁男每人授田40亩，丁牛每头授田30亩，妇女虽然只能分到20亩，还不如牛，但毕竟可以单独分地，等于承认了妇女独立的土地使用权。
朝廷当然不是为了有意体恤女性。魏晋南北朝长期混战，人口本已灭杀严重，男子又经常被朝廷军队肆意抓壮丁，农业生产所需的劳动力严重不足，土地抛荒严重，给女性甚至牛只分地，实是无奈之举。
独立的土地使用权，使北朝女性在婚后的经济生活占有一席之地，并在理论上具备不依附于男子也能独立生存的能力，这是北朝妇女地位较高的经济根源。从北魏历经北周、北齐和隋代，给妇女分配土地的政策一直延续。
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一战时的欧洲。以英国为例，由于男子参战导致的劳力短缺，大量英国女性得以进入工厂，妇女的就业率大为提高，个人社会活动领域也得到拓展。工厂女工的平均工资与男工的比值由战前的1/3上升到1918年的2/3。战争期间经济地位的提高，直接改善了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
【英国女权运动领袖爱米琳·潘克赫斯特表示不再因为选举权问题而找政府麻烦，并号召妇女为战争中的祖国服务】
与此同时，英国女性的政治地位也有了根本性的提升，19世纪末以来众多女权分子追求数十年而不得的政治权利，几乎在一夕之间拥有。1918年，30岁以上的英国女性获得了选举权。不过，随着战争结束后男人们陆续从战场上回来，英国女性经济地位又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她们要为退伍军人们腾出一些工厂中的位置。
1300年前唐代妇女在经济领域的腾退要比英国妇女彻底得多。公元589年，隋朝消灭南方的陈朝，再次统一南北，国内战争结束。随着和平年代人口逐渐恢复，朝廷手中剩余可授的田地越来越少，妇女首先成为政策牺牲的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