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之初，西方画家笔下上海街头的印度巡捕和电车，两者均是上海城市近代化的标志。
这个称呼的出现，与印捕数量逐年持续增长有关。1902年，整个上海的印度籍巡捕和司阍刚过百人。到1906年，仅印捕就达到201名。此后短短4年内，再次猛增至468人，翻了一番。其中，1907年工部局首次专门招聘来华印捕，起初甚至想招录1000人，因经费不足首批只招募了250人。至此，印捕已成为英国殖民者守卫和管理租界的重要力量之一。由于人数增多，当年印捕甚至申请在其聚居的宝兴路附近建锡克教谒师所（当时华人称为“红头阿 三”总会），其2层楼房至今仍保存完好。公共租界还专门成立了印捕巡骑队，经常在重大活动或公开场合作为仪仗队使用。到后来，甚至上海阔人雇佣印度人作为仪仗或保镖也一度成为风气，借以体现权力与地位。头缠红布的印捕形象成为当时上海的一道特殊城市景观，变成了公共租界的一个符号象征。甚至马路旁边漆成红色的消防栓，也被老百姓戏称为“红头阿 三”。
1905年12月，上海群众因抗议英国破坏中国司法主权火烧老闸巡捕房。图为手执大棒参与弹压的印捕。
1910年，一名印捕骑着白马招摇过市，鞍垫上的“SMP”即上海工部局警察局的缩写。
由于印捕和印度司阍人数较多，又经常抛头露面，市民时常有所接触。而遭到印捕粗暴对待、发生冲突的情况更加常见，早期的印捕多半只会简单英语，与华人也语言不通，执法方式更是野蛮粗暴，动辄手执大棒，驱赶和殴打华人，让民众倍感屈辱。特别是少数印捕知法犯法，甚至在执勤时公开抢夺路人财物，更是引起上海市民对印捕和印度人群体的反感。1884年上海《点石斋画报》干脆将此类行为上升到对整个印度种族的批评：“其民长而黑，蛮野成性，不知礼仪廉耻为何物……然吾于此益见印人之不仁矣。”1913年上海《滑稽杂志》刊登有打油诗一首：“面目模糊同黑炭，须髯倒卷裹红头，蠢如牛马供驱策，立在人前不识羞”。在当时中国社会对印捕和印度人群体持有强烈负面印象的情况下，“红头阿 三”这样的蔑称就开始在百姓中流传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