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1995年和2005年，我们均成为有力的候选者，但获奖的分别是"帕格沃希科学和世界事务会议"（Pugwash Conferences）和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2017年《禁止核武器条约》通过时，我们同样期待获奖，并在事务所做好了准备。但获奖者是"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ICAN）。
2024年8月，日本红十字会长崎原爆医院名誉院长朝长万左男受邀前往奥斯陆，做了一个关于放射线的讲座。他当时猜测"今年可能获奖"，但未宣之于口。因此，这次获奖对日本被团协来说是意外之喜。
回想起2024年12月10日，当我站在诺贝尔和平奖的领奖台上，是一种喜悦、紧张和责任感交织在一起的心情。
伴随着音乐声，诺贝尔委员会委员安妮·恩格（Anne Enger）领着我们三人走上领奖台（注：另两位代表分别是92岁的田中熙巳、82岁的箕牧智之）。要知道，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的平均年龄已超过86岁，我们都是一只脚踏进棺材的老人。即便如此，我们依然想为实现无核化世界尽一份力。
致辞中，田中熙巳两次提到日本政府未对原子弹爆炸受害者提供国家补偿。我们要求政府明确战争责任，制定相关法律。这不仅是日本不再发动战争的保证，也是不制造、不拥有、不让核武器坠入日本的保证。我们不是为了要钱要物，而是希望国家能够承担责任。
颁奖礼上，我们见到了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王储哈康·马格努斯，挪威首相约纳斯·加尔·斯特勒，挪威议会议长乌勒米克·托马森以及诺贝尔委员会的委员们。
斯特勒坦言，挪威作为北约成员国，受到美国核保护伞的庇护。但挪威执政党工党坚持呼吁废除核武器。挪威虽然尚未签署《禁止核武器条约》，但以观察员身份参会，并推进有关废除核武器的讨论。他如此坦诚地告诉我们这些，让我非常感动。
2024年12月10日，访问挪威期间，日本被团协代表委员田中熙巳、田中重光和箕牧智之一起高举反核横幅。
既无尊严地活，也无尊严地死
1945年8月9日，我在距离爆炸中心约6公里的长崎县时津町遭遇原子弹爆炸，当时才4岁。
我记得当时听到了飞机的声音，接着感受到一道从未见过的强光。随后，爆炸声和冲击波袭来，家中的玻璃全部碎掉，隔扇和拉门被掀飞。我们全家躲到了屋后的山上，长崎市的方向升起巨大的黑色"蘑菇云"，遮蔽了天空。
三天后，我的母亲前往爆炸中心附近寻找友人，遭受辐射后腹泻不止。父亲则一直留在市内参与救援活动，直到8月底才返回家中。此后他经常抱怨"浑身没劲"，"身体不听使唤"。
我的祖父在原子弹爆炸当年就去世了，祖母于四年后离世。我的父亲于1957年因肝癌去世。母亲进入60岁后也是反复住院，1999年因蛛网膜下腔出血离世。
我在29岁结了婚，妻子是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第二代。我们育有一儿一女，子女均健康长大，但我女儿生下的孩子，出生时肺部只发育了20%。术后第三天医生便宣告"难以存活"。我只能安慰女儿说："想哭就哭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