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可以成为香港电影的代表，是因为回归前，香港与市民要共同破解"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的迷雾。一旦这些前置条件要么瓦解要么被解决，加上整个香港电影市场在高度功利化的竞争中盛极而衰，要挪窝的就不只是他自己，而是整个香港电影界的半壁江山。
他在香港有权势也有声望，而在香港城市地位衰落、电影业倾颓的大背景下，他在内地只剩声望，因而相比于以往，略显举步维艰。《一代宗师》拍摄时，需要他破天荒的摘下墨镜与赵本山敬酒，才可顺利拍完。
《繁花》这类年代剧，则是让他彻底露了馅。这与他往昔的创作题材、拍摄模式截然不同。上海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也比香港要更加复杂。不仅需要本地资本大力加持，也需要大量编剧收集资料，理出基础的故事线和人物关系。更需要照顾范志毅这类本地大佬，甚至必须大量启用沪籍明星，提携相关人士，方可成片登场。
与其说《繁花》是王家卫在穿越不同的年代和地域延续艺术生命，这不如说是，在基本盘和发家地已然衰落的情境中，不得已为之的改换门庭、顺势转移。没了他生长并有独到观察的香港，没有让他发挥惆怅和孤寂的语境，所谓数年磨一剑的《繁花》，更像是小儿科一般的商战剧，和过度磨皮乃至失真的"美梦"。
但是，王大导演的心态，却没有跟着转变，是换汤不换药，依然葆有"香港电影第一人"的天真和自信。他总觉得门生遍地、桃李满天下，内地的影人和员工会对艺术之神顶礼膜拜。
事主古二托着病躯当牛做马，既收集资料参与编剧，又是生活助理做菜烧饭。是月薪低廉的学徒与随从，而非理应享受编剧署名权的创作者。这在他看来是敬业和恭敬，是自己江湖地位的衍伸品，大师光芒的伴手礼。他完全没意识到，内地影人并不都认为自己是香港的包身工，他们更加倾向于自己是劳动者，而非人身附庸，这里没有任何人是神的土壤。
大师可能不信，直到业内边缘人古二从大师的朝圣者变为了挑战者，才证明了这一点。在古二与王家卫的第一轮交锋中，古二的重点依然放在"署名权"，主要论证自己的贡献；王家卫依然可以躲在大师滤镜后沾沾自喜，争论双方地位完全不对等。《繁花》编剧流程浩繁复杂，自然可以用"德不配位"搪塞过去。且有老伙计鲍德熹、老迷弟王晶鼎力相持，祭出法律武器之后，不识好歹的古二喜提封号。形势一片大好，仿佛这场纷争，只是小透明对大佬的"不识抬举""恩将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