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吴小凡】
在1月28日的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听证会上，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再一次甩锅中国。他宣称，中国是马杜罗政府的"核心受益者"，利用委内瑞拉受到的制裁与孤立，一方面获取便宜的原油，另一方面扩大自身在西半球的影响力。
而讽刺的是，当《华盛顿邮报》在2026年1月4日的标题中将马可·鲁比奥称为"副王"（Viceroy）时，它显然不是在讨论行政职级，而是在唤醒一段关于征服与统治的记忆。中文媒体将其译为"总督"，无意中钝化了这记政治讽刺的锋芒。为了读懂翻译丢失的另一层深意，我们需要从比较帝国史的故纸堆中，厘清"Viceroy"与"总督"的本质差异。
"Viceroy"一词经由中古法语的vice-roi传入英语，其词根可追溯至拉丁语的vice(代替)与rex(国王)。这也反映出副王并非一个简单的行政职衔，而是一种主权代行的政治符号。象征着"代表君主、以君主名义行事"（in place of the King），是君主权力在海外领地的直接延伸。
与侧重行政管理的"总督"（Governor）不同，"Viceroy"在制度逻辑上意味着直接的君主委任关系与更高的统治层级。这一点在《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得到了印证：该词条明确指向其西班牙语对应词--Virrey，即历史上西属美洲殖民体系中的最高权力代表。
鲁比奥出席听证会画面
发现委内瑞拉
委内瑞拉早期的殖民历史，并非始于一套严密的王室官僚体系，而是更多沿着特许契约、私人承包的路径展开。西班牙王室将"发现、征服与安抚"的特许权授予个人探险者或商人集团。受托者需要自筹资金、招募兵员并组织移民；而王室则退居其后，力图通过保留司法管辖权与财政收益权，将这些充满野心的私人探险活动控制在帝国的管理之下。
在这一体系中，阿德兰塔多（先遣官）成为核心角色。这一职衔源自西班牙本土收复失地运动时期的军事传统，移植至美洲后，往往集总督与总司令的权力于一身。作为王室特许的代理人，阿德兰塔多对外是推进征服、拓展疆土的军事统帅，对内则是行政首脑，负责建立市镇并推动地方制度化、调配印第安劳役并维持殖民秩序。
然而，这种"国家授权、私人执行"的模式，在本质上制造了一种王权与地方实力派之间长期的结构性张力。虽然王室在法理上划定了严格的主权红线--正如1573年颁行的《发现、新聚落与安抚条例》法令所申明的，未经许可的征服皆属重罪。但在现实的操作层面，浩瀚的大西洋使得马德里的威权往往鞭长莫及。
在殖民初期，阿德兰塔多常常利用地理阻隔，奉行"我服从，但不执行"的准则，使王室法令沦为一纸空文。王权试图确立了不可逾越的边界，但现实是受托人与王权进行着一场漫长的博弈：通过事前授权利用私人资本完成扩张，再通过司法审查制度逐步收回权力，试图将那些野蛮生长的私人领地，艰难地纳入帝国官僚体系的规训之中。
1498年，哥伦布在第三次航行中抵达特立尼达岛附近海域，并将帕里亚湾一带称为恩典之地，由此开启欧洲人对这片大陆边缘土地的关注。至于"委内瑞拉"（Venezuela）这个名字则通常追溯到探险家阿美利哥·韦斯普奇。
1499年，当他在马拉开波湖目睹原住民架设在水面上的高脚屋时，联想到了威尼斯，遂将其命名为"Veneziola"（小威尼斯）。但在随后的二十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内，这片海岸只是西班牙人掠夺奴隶和采集珍珠的海岸据点，并未形成实质性的殖民统治。
1528年，委内瑞拉的历史因一笔皇室债务而发生偏移，迎来了一段德意志插曲。为偿还竞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所欠下的巨额贷款，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即卡洛斯一世）将委内瑞拉的开发权以特许契约的形式，实际上抵押给了奥格斯堡的韦尔泽（Welser）家族。
1560年至1632年，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圣卢卡尔，神父和僧侣们手持旗帜、圣杯、礼拜书和圣体光，为前往委内瑞拉的探险做准备。此图出自《纽伦堡科勒家族回忆录、传记笔记和诗歌等》。
这段时期被称为"小威尼斯"时期。尽管韦尔泽家族获得了任命总督和贸易免税等特权，但其治理思维颇具商业投机性。数位总督沉迷于"黄金国"的传说，将几乎所有资源投入到内陆探险中。这种重抢掠、轻治理的模式，激化了与已有西班牙定居者之间的矛盾。
1546年，随着最后一任总督被处决，韦尔泽家族的冒险宣告终结。至1556年，王室正式废除韦尔泽家族的特许权，委内瑞拉重回西班牙帝国的统治轨道。殖民逻辑从此发生转变：从寻找虚无缥缈的黄金国，转向务实的农业、定居。1567年圣地亚哥-德莱昂-加拉加斯的建立，标志着委内瑞拉结束了早期的动荡，确立了以城市自治与种植园经济为基础的稳定结构。
西班牙在美洲的"副王"
在西班牙庞大的海外殖民地中，副王（Virrey）处在行政权力的顶点。在法理上，副王是国王的"另一个自我"（Alter Ego），代表君主统治着新大陆的广袤土地。这种权力的合法性完全来自大洋彼岸的君主授权，是王权在海外领地的直接延伸。但这并不意味着副王拥有不受节制的绝对权力。
西班牙王室精心设计了三重约束来限制其权力：一是法律约束，副王必须遵守王室颁布的繁复法令；二是机构制衡，其行政决策必须接受皇家审理院的监督与合议；三是事后追责，副王卸任时必须通过严苛的任满审查。而在这一套体系之上，远在马德里的印第亚枢密院始终掌握着最高的决策权与终审权。
到了18世纪，随着波旁王朝改革的推进，美洲被划分为四大副王区：新西班牙（墨西哥）、秘鲁、新格拉纳达（哥伦比亚等地）和拉普拉塔（阿根廷等地）。在此格局下，委内瑞拉长期处于边缘状态。它作为边远行省，司法上曾属圣多明各（多米尼加）皇家审理院管辖，行政则划归深处安第斯山脉的新格拉纳达（波哥大）管理。
然而，委内瑞拉地处加勒比海沿岸，是防备海盗的战略前线，作为上级中心的波哥大远在内陆高原，常常对委内瑞拉的事务鞭长莫及。这种山海阻隔导致的指挥失灵，使得体制改革迫在眉睫。1777年成为委内瑞拉历史的又一个分水岭。卡洛斯三世国王为强化对加勒比海岸的控制，决定将委内瑞拉从副王区中分离出来。于同年9月8日，国王颁布法令，正式建立委内瑞拉都督府。
这是一次决定性的行政上的剥离。法令明确规定，委内瑞拉及周边的库马纳、马拉开波等六个省份，从新格拉纳达副王区的管辖中绝对分离。新设立的"都督"不再听命于波哥大的副王，而是直接对西班牙国王负责，统揽辖区内的军政大权。随后，随着独立审理院、商会和大主教区的相继设立，加拉加斯迅速从一个单纯的军事据点，升格为集行政、司法、宗教和商业职能于一体的中心城市。正是这一系列改革，将原本松散的沿海省份整合在一起，勾勒出了现代委内瑞拉国家的雏形。
门罗主义下的委内瑞拉
1823年，当著名的门罗宣言被提出，彼时的门罗主义表面是防御欧洲殖民的盾牌，实则已隐晦宣示了将西半球划为排他性势力范围的野心。到了1904年，在西奥多·罗斯福手中，它已变成一把刺向拉美主权的长矛。从防御性到国际警权，不仅是美国霸权崛起的注脚，更是一场由委内瑞拉炮舰危机与国际判决引发的地缘政治地震。
事情始于1823年的两个半球原则。面对欧洲神圣同盟的威胁，门罗总统在国情咨文中确立了：美洲与欧洲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空间。
美国第五任总统詹姆斯·门罗
为保护新生的共和国，美国向欧洲提出：不可殖民、不可干涉，并作为交换，美国承诺中立，不介入欧洲内部纷争。
这种"西半球特殊论"在随后几十年里生长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果实：一种是拉美领袖西蒙·玻利瓦尔梦想的"兄弟之邦"平等联盟；另一种则是美国国务卿詹姆斯·布莱恩设计的"泛美体系"，试图通过贸易互惠与仲裁机制将各国纳入美国的引力轨道。
但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1902年。委内瑞拉因主权债务违约，招致英、德、意三国联合舰队的武力干涉。欧洲列强精准利用了国际法的灰色地带：宣称不占领土地，只封锁港口。这场委内瑞拉危机使得华盛顿惊觉，欧洲人完全可以用处理债务纠纷的合法旗号，将军舰开进加勒比海。
进一步激化局势的，是1904年海牙常设仲裁法院（PCA）的一纸裁决。法庭判定，对委内瑞拉实施武力封锁的国家享有债务偿还的优先权。这对于视加勒比海为战略内湖的美国来说，无异于噩梦成真。面对合法讨债打开的干预大门，西奥多·罗斯福于1904年提出了著名的"罗斯福推论"（Roosevelt Corollary）：为了不让欧洲人来美洲当警察，美国必须自己先当警察。
罗斯福宣称，对于那些"长期由于不当行为导致秩序崩溃"的拉美国家，美国不仅有权，而且有义务行使"国际警察权"。至此，门罗主义完成了根本性的转换。它不再仅仅是抵御外敌的盾牌，而是变成了美国在西半球接管海关甚至废立政府的万能执照。
不只是玩笑
当《华盛顿邮报》在标题中冠以"Viceroy of Venezuela"（委内瑞拉副王）时，这绝非一次随意的词汇选择，而是一种颇具深意的政治修辞移植。
作者有意将一组属于前现代的"君主-殖民地"权力关系，嵌入当代共和政治的叙事之中，旨在通过这种时空错置，唤醒读者对于"宗主权代行"与"接管式治理"的历史记忆。置于西属美洲的历史语境中，副王（Virrey）是国王在海外的另一个自我，是统辖广袤副王区（Viceroyalty）的最高权威，其政治地位在制度上严格凌驾于各省总督（Gobernador）之上。
《华盛顿邮报》正是借用这一拉美历史典故，构建了一组精准的政治隐喻：特朗普被影射为大洋彼岸发号施令的"君主"，而鲁比奥则被置于"副王"的位置--即代君临民的代理人。
这一隐喻深刻揭示了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的"私人化"与"殖民化"底色，暗示其对委内瑞拉的行动并非基于国际法理的"托管"，而是一种带有浓厚殖民色彩的"接管"。通过任命亲信为"副王"，华盛顿绕过了现代科层制的繁琐程序，试图以最直接的方式控制委内瑞拉的石油资产与战后秩序，正如昔日西班牙王室委任副王掠取美洲财富一般。
遗憾的是，在中文语境中这一微妙的讽刺在翻译中流失了。如果将"Viceroy"通俗地译为"总督"，读者容易将其联想为现代科层制下的行政官员，从而丢失了原文中那股"君临天下"的傲慢与时代倒错的荒诞感觉。只有译为"副王"，我们才能读懂这则标题背后的深意：这不仅是对鲁比奥个人权势的调侃，更是对美国试图在21世纪复现"新门罗主义"的警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