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全球秩序崩塌与美式霸凌升级的今天，我们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真理在射程之内，世界将重回丛林法则时代。
那么，当对手已不再遵守国际规则时，我们该怎么办？
在本文中，马其顿汉学家冯海城从孔子与亚里士多德共通的"中道"美德出发，指出中国过去几十年以"韬光养晦"的战略耐力实现了崛起，但在当下这个时代，耐力可能从美德沦为自我束缚。
作者还以亲历者的视角--他的祖国南斯拉夫在美国铁骑下不复存在--剖析了美国霸权底层的"阿里曼式"逻辑：无法容忍任何"他者"的独立存在。在他看来，美国对华的真正目标并非竞争，而是"终结中国作为统一实体的存在"。
面对动荡的全球秩序，中国是否已经陷入"执剑人困境"：在挑衅不断升级的当下，不行动的风险是否已大于行动？作者给出的出路是"镜像反制之术"--学习对手的方法与策略，但不使其内化为自身认同，如庄子所言"用心若镜"，应物而不伤。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能感受到作者基于自己祖国经历的忧思，并以此种逻辑来假设中国的处境，从中依旧能看出西方现实主义理论的色彩。需要指出的是，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同于美国的零和博弈思维，中国始终致力于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有能力、有智慧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在"大争之世"中开辟出一条"以和止战、以智破局"的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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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冯海城】
如果我们探寻孔子与亚里士多德这两位中西思想典范代表的哲学共通之处，最显著的相似性体现在他们的道德理论上。
两位思想家都将德性定义为两种对立恶习之间的中道。例如，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三卷第6-9章）中，将"勇敢"这一德性描述为介于"鲁莽"与"怯懦"这两种恶习之间的中点--前者代表过度，后者代表不足。
从更广阔的文化视角来看，亚里士多德的这一方法可被视为一句自古便镌刻于古希腊最神圣圣地--德尔斐阿波罗神庙入口处的神谕铭文的哲学表达："凡事勿过"（Μηδὲν ἄγαν）。后来，在罗马时代，诗人贺拉斯（Horatius，公元前65-前8年）在其《颂歌集》（Carmina）中采纳了这一原则，并将"黄金中道"（aurea mediocritas）发展为社会与经济层面的理想（在这一意义上，该概念在某种程度上呼应了最早见于《诗经·大雅·民劳》中的"小康"观念）：
Auream quisquis mediocritatem
diligit, tutus caret obsoleti
sordibus tecti, caret invidenda
sobrius aula.
崇尚黄金中庸之人，
避危朽之屋舍污浊，
远奢靡之殿宇嫉恨，
持清醒而超然物外。
（贺拉斯，《颂歌集》2.1）
同理，在中国，儒家伦理理论围绕"中庸"这一核心观念得以凝练成型，即君子之高尚品格，体现在能够寻求并持守两种对立极端之间的中道。这一伦理取向的一个著名例证见于《论语》中的如下论述：
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论语·雍也》）
然而，此概念最为澄明通透、意象最为生动传神的隐喻，见于《荀子》：
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有欹器焉。孔子问于守庙者曰："此为何器？"守庙者曰："此盖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闻宥坐之器者，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
孔子顾谓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满而覆，虚而欹。
孔子喟然而叹曰："吁！恶有满而不覆者哉！"（《荀子·宥坐》）
在我看来，将德性理解为两极之间的中道--两极之所以皆为恶，正因其走入极端--其精髓恰在于灵动圆融。此一路径要求人们因时因地制宜地审视每种情境，审慎思虑如何恰如其分地行事。既然人生与社会始终处于流变之中，便没有任何一条固定法则能够裁定所有情境下的正当行为。鉴于此，我们便了解：倘若某种道德原则建立在僵化的诫命之上--即主张无论具体情境如何，人必须始终如此或如彼行事--那将是多么左支右绌。
儒家与亚里士多德式"中道"伦理理论的优势，恰恰在于其能够解释道德情境的流变特性：某一情境中被视为极端者，在另一情境中未必极端，反之亦然。然而另一方面，此路径亦要求行为主体具备深思熟虑、明辨事理的品格，能够在每种具体情境中准确甄别何为极端、何为适度。正因它不提供现成的答案，故而对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亚里士多德》肖像画
我举个例子：我们是以亚里士多德对勇气的定义开启这场讨论的，所以不妨来看看，在特定情境下，究竟什么才是正确且勇敢的做法。假设我正走在街上，突然撞见这么一幕：一个强壮的年轻小伙子--看着像是个刚出健身房的运动健将--被一个上了年纪的醉汉纠缠。我该怎么办？是该插手去怼那个醉汉，还是直接路过？显然，那年轻小伙子完全有能力自己甩掉那个醉汉，所以我如果硬要插手，纯粹是给这事儿添乱，这反倒构成了一种"极端"。反观一下，如果我遇到的情况是那个醉汉开始纠缠一个放学回家的小女孩，那么为了保护她而挺身而出就是正确的做法，这才构成了所谓的"中道"；而这时候如果选择袖手旁观，那就是怯懦的极端表现了。
耐力的边界
一般大家都会认同，耐力像勇气一样，也是一种美德。如果我们运用亚里士多德和儒家所推崇的"中道"方法来定义它，那么耐力可以被理解为介于急躁和优柔寡断之间的平衡点。作为一种美德，耐力并非仅限于个人修行，它同样可以被集体--乃至国家和整个文明--所践行。这种情况下，我们便称之为"战略耐力"。
事实上，中国过去几十年的行动，正是战略耐力在历史层面发挥作用耐力的典范，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复兴。邓小平著名的"二十八字方针"或许最能体现这种战略耐力的决心：
"冷静观察，站稳脚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善于守拙，绝不当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91、354-363页）
过去几十年，"战略耐力"原则让中国受益匪浅。然而，我们或许都会认同，如今的中国乃至世界，和邓小平制定这一方针时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早已截然不同。人们往往有一种奇怪的心理倾向，总认为既然某种做法在特定时期和特定环境下被证明是成功且有利可图的，那么延续这一做法就能产生同样的效果。但事实并非如此，正如老子早已深刻洞察到：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道德经》, 9)
想象一下，一个体重超标的人下定决心要减肥，于是开始严格执行热量摄入极低的节食计划。一段时间后，他成功达到了标准体重，感觉身体更健康、行动也更敏捷了。但如果过了这个节点，他还无限期地继续这种严苛的节食，他会变得更健康吗？还是会适得其反？
在中国语境下，迄今为止所践行的战略耐力在以下四种情境下是具有现实适用性的：1）以联合国、世贸组织等运作良好的多边机构为代表的（相对）稳定的国际秩序；2）国家间（相对）可预测的行为准则，并通过国际法加以规范；3）各国之间的互动主要基于理性的经济自身利益；4）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相对重要性"，无论是在经济、军事还是技术层面，都相对较低。
如今，当我在2026年仲春写下这些文字时，上述种种已不复存在。在功能正常的多边机构主持下，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秩序曾存在于冷战时期，并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一定程度上得以延续；然而，在1999年美国侵略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以及随后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乌克兰以及现在的伊朗爆发的战争之后，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断定，以机构为基础的多边主义已经消亡，而且很难在旧的框架内复兴。
由此可见，国际法的概念已变得微不足道，沦为一声微弱而忧郁的回响，尽管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抗议西方暴行，但往往徒劳无功。国际法及其所建立的秩序，从来都不是世界上主权国家（无论其影响力大小）理想化规划和理性实施的结果；相反，它始终是权力平衡的产物：必须至少存在两个大国，他们无法通过武力战胜对方，也都意识到这一事实；因此，它们试图通过一套成文规则--国际法--来规范和平衡彼此的关系，其他实力较弱的国家也必须遵守这些规则。
3月10日，在伊朗首都德黑兰拍摄的遭空袭后产生的浓烟。新华社
二战后建立的联合国秩序便是如此，其中主要的平衡力量是美国和苏联。当其中一个平衡力量退出舞台后，建立在《联合国宪章》基础上的国际秩序逐渐瓦解，直至如今国际法秩序的混乱局面。因此，通过诉诸国际法来回应美国的暴行是徒劳的，而且在心理层面上，甚至可能助长施暴者的气焰--就像强奸受害者的尖叫和恳求只会进一步激起强奸犯的欲望一样。
事后看来，可以说，在唐纳德·特朗普第一届政府执政期间及其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之后，经济全球化实际上已经开始出现逆转态势。这场贸易战在拜登政府期间仍在继续（还记得2022年8月的"芯片法案"吗），并在特朗普第二届政府的关税狂热中变得国际化；结果，世界各国关于贸易、投资和能源购买的决策，越来越多地受到某些流氓超级大国的直接压力或公开威胁，或者基于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和安全考量，而罔顾理性的经济利益。
欧洲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短短几年内，它就通过放弃购买来自俄罗斯的廉价可靠能源、恶化与中国的商业关系（例如撕毁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以及通过购买价格虚高的液化天然气和签署关于贸易与关税的不平等条约，卑躬屈膝地屈服于美国明目张胆的敲诈勒索，从而走向了一场慢动作式的经济自杀。
有时，我不禁会想，欧洲是否因为自身的腐朽而叹息，或者仅仅是出于无聊--是否已经厌倦了生存，并在某种潜意识里渴望消亡。所有关于"俄罗斯人兵临城下"的言论和狂热宣传，据称计划在2027年、2030年或更晚的某个时候征服欧洲，都带有一种反常的兴奋感--仿佛热切地希望这种事情发生。这种情绪令人毛骨悚然地想起20世纪希腊诗人康斯坦丁·卡瓦菲斯（Κωνσταντίνος Καβάφης；1863-1933）的诗作《等待野蛮人》。诗中描绘了一座虚构的罗马晚期城市，城中居民似乎同样厌倦了生活，世世代代流传着蛮族即将到来并洗劫城市的谣言；然而，有一天，消息传来，实际上并没有野蛮人：
- Γιατί ν' αρχίσει μονομιάς αυτή η ανησυχία
κ' η σύγχυσις. (Τα πρόσωπα τι σοβαρά που εγίναν).
Γιατί αδειάζουν γρήγορα οι δρόμοι κ' η πλατέες,
κι όλοι γυρνούν στα σπίτια τους πολύ συλλογισμένοι;
Γιατί ενύχτωσε κ' οι βάρβαροι δεν ήλθαν.
Και μερικοί έφθασαν απ' τα σύνορα,
και είπανε πως βάρβαροι πια δεν υπάρχουν.
__
Και τώρα τι θα γένουμε χωρίς βαρβάρους.
Οι άνθρωποι αυτοί ήσαν μια κάποια λύσις.
-为什么会有这种突如其来的不安、不解?
(人们的脸变得多么严峻。)
为什么街道和广场转眼就空空荡荡，
每个人都沉思着回家?
因为天黑了而野蛮人并没有来。
那些刚从边境回来的人说再也不会有野蛮人了。
而现在，没有了野蛮人我们怎么办?
他们，那些人，是一个解决办法。
最后，自邓小平时代以来最深刻的变化莫过于中国的崛起，世界经济重心逐渐向中国倾斜，并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科学、外交、政治和军事多方面的连锁反应。1991年，中国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为4140亿美元，约是美国的十四分之一和日本的八分之一，因此中国很容易做到"守拙"。但是，如今中国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约为20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的约30万亿美元，是日本的五倍，我们又怎能期望中国"不引人注目"呢？
与此同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约为43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而美国为31万亿美元，其生产总值份额也超过了美国、欧盟和日本的总和。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是一家具有明显反华倾向的鹰派新保守主义机构，该所去年12月发布了年度《关键技术追踪报告》。报告指出，"在追踪的74项技术中，中国在66项技术上领先，美国仅在其余8项上领先。"
在这种情况下，"战略耐力"意味着什么？
执剑人困境
人们很难不注意到，无论近年来美国的行动在地理上有多遥远，其目标似乎总是针对中国。特朗普绑架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并随后将该国变成附庸国，部分理由是为了阻止或至少控制石油流向中国。甚至去年美国对格陵兰岛的领土要求，在言辞上也是以臆想的"中国威胁"（顺便还加上了"俄罗斯威胁"）来证明其正当性的。控制与中国的能源贸易并切断其与欧亚大陆西部的联系，无疑是当前对伊朗战争的动机之一--尽管这场侵略背后的全部目的更为复杂，至少有三个层面（宗教、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和两个煽动者：以色列和美国，它们的最终目标可能并不总是一致。
近来，我听到一些中国朋友发表类似这样的看法："我们不必关心委内瑞拉、伊朗、古巴等国可能发生的事情；那些都不可能真正影响到我们。中国只有一条红线--台湾。"对此，我不禁表示异议，并回应道："美国人绝不会越过那条红线--至少在他们完成对中国的地缘政治包围，以及对其逐步实施经济遏制之前，不会如此。
在这一点上，我斗胆提出一个假设性的判断，且衷心希望它永远不会成为现实：如果伊朗在当前这场战争中，或在未来某场战争中陷落，那么可以合理预期，美国可能会在随后的若干年中，试图通过某种'颜色革命'的方式，或其他手段，将中亚诸国（或许还包括蒙古）纳入其控制之下，或使其转而对中国和俄罗斯抱持敌对立场。这种过程，或许会以某种'中亚版北约'的形式出现，亦或是通过类似利比亚或叙利亚那样的动荡与失序加以实现。当前，中亚处于中国、俄罗斯与伊朗之间的地缘政治三角地带。倘若这个三角地带的一角被移除，那么……"
我们不应该假装不知道，美国已经开始通过逐个击破那些与中国合作者来实现这一目标，从它认为是"最薄弱环节"的国家开始，目的是从长远来看，排除任何潜在平衡力量出现的可能性。这些力量在多极格局下，可以建立基于国际法的新国际秩序，从而终结目前美国无法无天的霸权。
面对挑衅时，常理认为人们不应以挑衅者期望的方式做出反应。但这是否意味着完全不予回应？最近，一种宣传叙事正在兴起，暗示与中国保持密切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国家往往会遭遇"不幸"。这种叙事的弦外之音显而易见。我们是否正接近一个"战略耐力"应该让位于"战略行动"的时刻？如果是，又该采取何种行动？
美国在全球舞台上的行为遵循一个简单的原则，这已不再是披着虚伪遮羞布的秘密：我这么做是因为我能；如果无人回应，那就意味着他们无能为力，给我的信号是，我应该更加咄咄逼人。与冷战时期不同，克制不再被视为善意的象征或妥协的邀请；相反，它只会进一步激怒霸凌者。几个月前，我听了一场俄罗斯哲学家亚历山大·杜金的采访。在讨论俄乌战争的现状时，他指出，任何行动都伴随风险；然而，在历史的某些时刻，不采取行动的风险大于采取任何行动的风险。
这让我想起了刘慈欣的科幻三部曲《三体》（又名《地球往事》）第三部《死神永生》中的一个场景。根据宇宙中较为悲观的"黑暗森林"理论--该理论认为，暴露一个文明的存在会自动招致其他文明的毁灭，以防范潜在威胁--人类为了威慑三体人入侵，设立了"执剑人"这一职位。一个被选中的人肩负着这样的责任：一旦探测到来自三体星的入侵企图，就要决定是否"按下按钮"，从而向全宇宙广播三体星的坐标--间接地也包括地球的坐标--这可能会引发相互毁灭。
在《三体》中，执剑人是手握引力波发射开关、以同归于尽威慑三体文明的决策者。
在小说主人公罗辑担任该职位的半个世纪里，没有任何入侵事件。然而，在他被程心取代的那一刻，三体人发动了攻击。在他们的投射物冲向地球的整个过程中，程心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她不敢按下按钮，人类因此战败。事后，入侵者透露，他们曾为执剑人建立了心理档案：如果遭到攻击，罗辑按下按钮的可能性为90%，而程心仅为10%。我不禁思考：在美国长期战略规划者的眼中，中国看起来更像罗辑，还是程心？
阿里曼之怒
美国对中国的敌意是长期的。其（在很大程度上是潜意识的）动机本质上与经济竞争、技术竞赛甚至地缘政治竞争关系不大，尽管它是以这些术语表达的，但它具有更深层的社会心理，并最终源于宗教根源（源自新教加尔文主义"基于双重预定论的拣选"教条，我之前写过这个话题，所以在此不再赘述）。
为了寻找一个合适的比喻来说明（在我看来）典型的西方，特别是美国，无法与文明上的"他者"和解，我的思绪转向了琐罗亚斯德教的创世故事，如其经文《本达希申》（Bundahišn）中所述。你看，这个古老的伊朗宗教通常被称为二元论，因为与其他宗教传统不同，它假定存在两个非受造的形而上学原则：善者--阿胡拉·马兹达，或奥尔马兹德（中古波斯语）--"智慧之主"，即"上帝"，以及恶者--安格拉·曼纽或阿里曼（中古波斯语）--"破坏之心识"，即"魔鬼"。
然而，仔细观察，我们发现这是一种不对称的二元论，因为全知的阿胡拉·马兹达从永恒起就知道阿里曼的存在。然而，反之并非如此--阿里曼并不知道除了他自己之外还存在任何东西。因此，在阿胡拉·马兹达创造世界的行为中，阿里曼第一次意识到除了他自己之外还存在别的东西，他本能地试图摧毁这个"他者"，毁灭阿胡拉·马兹达新创造的世界。这个故事的伦理基础非常重要：即，它将恶的本质特征定义为作恶者无法接受任何与自身不同的事物的存在。
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表现得就像阿里曼。拒绝正视这一点，最终将给每个非西方国家乃至整个世界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一些读者可能会问："这个对着美国大放厥词的糊涂老外是谁？他肯定有什么个人恩怨。"他们说得没错。我确实有个人恩怨--因为我的祖国，我出生时的南斯拉夫，已经不复存在；因为美国制造了一个黑洞，将我无忧无虑、以祖国为荣的童年记忆吞噬，如梦一般虚无；而那些在南斯拉夫解体后出生的人遭受了接连不断的羞辱，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被羞辱，也就是说，他们将耻辱等同于常态……
事实上，我遇到过不少中国知识分子（都是很好、很善良的人），他们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态度，让我想起了20世纪80年代末南斯拉夫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的态度，一句话总结就是："羔羊爱上狼。"毋庸置疑，大多数这类南斯拉夫知识分子后来都为他们幼稚的行为感到无比后悔，但为时已晚……他们成了西方精心炮制的、被简化为战略性武器的"传教叙事"的受害者，正如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Александр Зиновьев；1922-2006）在他1995年的著作《西方：西方主义现象》（Запад: феномен западнизма）中清晰分析的那样--这本书在方法和风格上，尽管范围更广，让我想起了《美国反对美国》中的一段描述：从意识形态上看，这被描绘成西方一项人道、无私和解放的使命，西方将自己标榜为文明的巅峰和所有美德的化身。
"'我们是自由、富有和幸福的'--西方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向那些被西方化的人灌输--'我们也想帮助你们变得自由、富有和幸福。'但西方化的真正本质与这毫无共同之处。其目标是将预定的受害者带入一种状态，使他们丧失独立发展的能力……这并不排除被西方化国家的自愿性，甚至可能包含对这条道路的热切愿望。西方积极鼓励的这种行为，以便目标受害者心甘情愿地爬进它的魔爪，甚至在这个过程中心存感激……"（Александр Зиновьев，Запад: феномен западнизма，第224页）
我知道，面对一个你认识的人最终想要你不复存在的现实，在心理上是难以承受的。我们很容易地将这种说法抛诸脑后，认为这是妄想，但任何心理应对机制都无法改变残酷的现实。1992年，诺姆·乔姆斯基出版了一本名为《山姆大叔真正想要什么》（What Uncle Sam Really Wants）的书。如果从中美关系的角度看，我们可以对这本书标题中隐含的问题给出一个答案--山姆大叔确实想要中国的终结（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和地缘政治实体），毫无妥协的余地。
山姆大叔
现在，谈论"中美竞争"或"中美新冷战"已经成为媒体陈词滥调。围绕这个主题，前段时间我做了一个小范围的个人调查，询问我的中国朋友如何定义当前中美竞争中的"胜利"（好吧，我知道这种方法与其说是科学的，不如说是轶事趣闻）。
他们的回答无一例外都围绕着这样的概念："GDP（总量和人均）超过美国"、"中国制造的人工智能和其他尖端技术表现优于美国技术和/或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国际贸易更多使用人民币而不是美元进行结算"等等。
正如你所看到的，在中国人眼中，"胜利"总是被定义为中国在某些领域（通常是经济领域）通过客观标准衡量比美国更好。现在，如果你费心去查阅美国大众媒体，看看媒体评论员甚至普通美国人如何定义"赢得与中国的竞争"，最常出现的短语是："中国崩溃"、"中国终结"、"打倒中国"等等。
这种显而易见的差异无需赘言。
即使是一个大国，只要其相对经济、技术和军事分量不显山露水，并且同意在美国主导的秩序中扮演从属角色，就能暂时避过"阿里曼"的"耳目"，避免最终被标记为"不复存在"。这一秩序的设计正是为了阻止任何非西方国家的崛起--我还要补充一点，以及其真正的政治和精神独立--同时，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将其生活水平永久限制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范围内。这也是西方在改革开放时代后希望中国面临的命运。
然而，事与愿违：中国没有按预定的剧本行事，最终被"注意到了"。事后看来，我们可以确定这个转折点发生在2010年左右--当时中国的GDP超过了日本，电力消耗超过了美国（反映了其工业产出的绝对优势），而在此之前，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还帮助美国经济摆脱了困境--这是美国人永远不会原谅的恩惠。第二年，奥巴马总统公开启动了"重返亚洲"政策。从那时起，美国似乎终于下定决心，他们的最终目标是让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和地缘政治实体）不复存在，就像苏联和南斯拉夫不复存在一样。
人们普遍错误地认为美国似乎不具备制定长期政策的能力。在宏观经济和基础设施发展等领域，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属实的，在这些领域，短期利润往往占据主导地位（而这最终可能被证明是美利坚帝国的阿喀琉斯之踵）。然而，当涉及地缘政治目标--特别是破坏性的目标时，美国人可以极具长期导向。给人的印象是，一旦决定针对某个国家，就永远不会撤销。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将使用关于两只狗的故事--一只是沙尔山犬（Šarplaninac），一种来自马其顿和邻近巴尔干国家的性格高贵、神态威严的牧羊犬，另一只是美国品种比特犬。那些目睹过这两只狗打架的人声称，通常情况下，最终占上风的是比特犬。这可能会让人感到惊讶，因为沙尔山犬体型稍大，因此应该更强壮，但秘密在于比特犬那种狂热的执着。也就是说，当它们交锋时，一旦比特犬咬住对手，它的下颚就永远不会松开；另一方面，沙尔山犬如果第一次成功甩掉比特犬，就会置之不理，继续走自己的路；而恰恰就在那时，比特犬发动第二次攻击，如果再次被甩掉，就发动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攻击……直到沙尔山犬最终因精疲力竭而屈服。
人类和国家可以从这个故事中学到的是，在应对威胁和侵略时，重要的不仅是客观实力，还有运用实力的意志力。
在2007年接受"民主现在！"（Democracy Now!）采访时，美国退役将军韦斯利·克拉克回忆说，就在9·11袭击事件发生后，时任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和他的副手保罗·沃尔福威茨拿着一份备忘录找到他，概述了"我们如何在五年内推翻七个国家，从伊拉克开始，然后是叙利亚、黎巴嫩、利比亚、索马里、苏丹，最后以伊朗告终。"
正如我们所见，这一切都成为了现实--尽管花了不止五年的时间--因为我们现在正处于这一意图执行的第二十五年。在这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华盛顿有很多机会与这些国家达成协议，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甚至一度愿意屈从于美国主导的霸权秩序--例如，2003年卡扎菲总统领导下的利比亚。但所有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尽管人们可能会怀疑，与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解体不同，这些中东国家的解体是否更多地与以色列的利益有关，而不是纯粹的美国利益。
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
还有一点我必须借助孔子的智慧加以阐明。在全球媒体中，美国发动的战争和干预行动--比如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等地的行动--通常被贴上"失败"的标签，因为这些国家最终陷入了混乱，而没有变成所谓的"繁荣自由民主国家"，这被宣称是美国行动的高尚目标。
这种误解源于对美国政府公开宣称的动机过于信任。相反，我们应该首先冷静地进行"格物致知"，然后进行孔子"正名"的基本操作。令人不安的结论是，混乱和分裂正是美国人所追求的目标。从这个角度来看，上述案例代表的是辉煌的成功而非失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一直在重复同样的事情。
为了掩盖其真实意图，美国政府几乎总是采用一种修辞策略--与孔子的"正名"相反--"用反名"。例如，2003年为了征服和肢解伊拉克而发动的残酷战争被命名为"伊拉克自由行动"。
同样，此类军事行动的目标被表述为"政权更迭"和随后的"国家建设"。但"政权更迭"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个词指的是同一国家框架内，用另一个政府或政治制度取代现有的政府或政治体制。然而在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以及类似的案例中，我们看到的是领土沿着教派、部落和政治路线被分割，而不是统一的主权实体。最终实现的不是"国家建设"，而是"国家解体"。因此，美国的目的是在全球范围内尽可能多地制造非主权领土。
那么中国呢？让我们暂时设想一下那难以想象的情景：即便纯粹是假设，中国决定"屈从于美国的指令"，比如说，以某种方式同意回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人和西方人想象中的状态--一个只适合外包的廉价劳动力经济体，缺乏自己的国际品牌或本土高科技，生活水平低下，眼里闪烁仰慕的目光，向西方寻求文化指导，等等。
你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就会放过中国吗？不。"阿里曼"一旦做出了破坏性的决定，就永远不会改变。他也可以很有耐力：如果十年不够，他会用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不，一个世纪--但他绝不会罢休，直到看到中国不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和地缘政治实体。与此同时，美国方面与中国达成的任何"协议"、"缓和"或"妥协"都只是一种战术诡计，旨在最终实现上述长期目标。
我又从何知道这些的呢？从历史经验，来自南斯拉夫和苏联的悲惨经验。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领导下，苏联和俄罗斯确实做了上述"难以想象"的事情--他们自愿向西方和美国屈服。结果，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景象令人十分沮丧：破败不堪、治安堪忧；绝望的少女将她们的贞操出卖给丑陋的西方老游客；大学教授为了生存，在跳蚤市场兜售家里的家具；而街角挤满了乞丐，他们不乞讨钱财，而是讨酒，用颤抖的、饱经风霜的手紧握着金属杯子。当这一切发生时，俄罗斯几乎每个人--从最贫穷的酒鬼到叶利钦本人--都真心爱上了西方，并将美国奉若神明。
为了说明这种现象的普遍程度，我将讲述1992年的一件事--记录在前俄罗斯外交部长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Евгений Примаков；1929-2015）的回忆录中--当时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长安德烈·科济列夫（Андрей Козырев）在美国访问了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会谈中，科济列夫问尼克松："请告诉我们，我们的国家利益应该是什么？"尼克松本人对这个请求感到震惊，并回应科济列夫说，俄罗斯在外交政策上盲目追随美国将是一个错误。
回顾那个历史时代，人们不禁会想起俄罗斯政治家帕维尔·米留可夫（Павел Милюков；1859-1943）在1916年国家杜马发表的那句名言："现在发生的是什么--是愚蠢还是叛国？"嗯，我听说如今俄罗斯人在提到这句话时，会说戈尔巴乔夫犯下的错误远比叛国更糟糕--那是天真。
戈尔巴乔夫的高级顾问，也是其改革政策的设计师之一（也是著名导演卡伦·沙赫纳扎罗夫的父亲）格奥尔基·沙赫纳扎罗夫（Георгий Шахназаров；1924-2001）在苏联解体后的一次采访中承认，戈尔巴乔夫及其同僚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们误以为与西方冲突的唯一原因是意识形态分歧，并认为只要自身意识形态向更自由的方向转变（同时期望对方也向社会主义方向转变），两种制度可以逐步趋同，然后大家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我们现在输了，"他说，"这完全是我们的错，我们的悲剧；结果，唉，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便消失了。"
那么，上述局面令美国满意了吗？没有。他们反而变本加厉地推进俄罗斯的经济崩溃，同时煽动分裂运动，旨在最终瓦解俄罗斯联邦。直到2000年代中期，普京才终于意识到，美国和整个西方国家想要的，不仅不是社会主义的俄罗斯、君主制的俄罗斯或自由主义的俄罗斯，而是根本不想看到任何俄罗斯的存在。
文明心若镜
《怎么办？》（俄语：Что делать?；1863年）--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Николай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1828-1889）的这部小说，据说最初激起了俄国人的思想狂热，促使他们为祖国的变革而苦苦求索，并最终导致1917年革命的爆发。如今，随着美国对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最终意图已然暴露无遗，车尔尼雪夫斯基小说标题中的问题听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紧迫，无论是战略上的还是其他形式的耐力，似乎都已所剩无几。
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种文明--意识到自己正遭受多管齐下且不懈的攻击时，这种攻击不再被道德说教所掩饰或粉饰（此时不知哪种情绪更为恰当--是对这份迟来的坦率感到如释重负的叹息，还是面对道德虚无主义时的厌恶，正如弗朗索瓦·德·拉罗什福科所言，毕竟"伪善是恶行向美德支付的贡品"），随之而来的首要困境便是：为了成功地反击，是否要用对方对付自己的方法来对付对方？
想象一下，现在是16世纪，你是一个生活在亚洲某地的民族。突然，你得知一支装备着火器的殖民者军队正逼近，一心想要征服你们。按照你们民族的传统习俗，战争唯一正当的方式是双方英雄手持刀剑、目光交锋，遵循神圣的骑士精神准则。这时的你面临一个选择：是像往常一样遵循古老的传统，还是尝试掌握对手使用的新型火器技术。如果你选择前者，你会英勇牺牲，光荣地失败--你的家园被焚毁，你的妻女惨遭蹂躏，幸存的儿子们被迫在你故土的种植园里做奴隶。如果你选择后者，你至少有相当大的机会成功保卫你的家人和族人，并阻止任何进一步的征服企图，尽管这意味着要效仿对手的战术和方法。
这就好比在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率舰队闯入后，日本的所作所为。不过，明治时代的日本经历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学习那些试图殖民你的人的技术和方法，很容易导致自身道德认同的迷失，变得与敌人无异。日本开启现代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西化），本是为了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却在这个过程中全盘接受了西方殖民主义背后的意识形态和偏见--这不仅给亚洲邻国带来了深重灾难，最终也让日本自己在1945年尝到了苦果。
1853年，美国佩里舰队驶入日本江户湾，以武力胁迫日本结束锁国政策，被迫开国通商。
不过，中国古代哲学里似乎早就有一套思路，有助于避开这种陷阱。我上高中时读的第一本中国思想著作是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读到北宋理学家程颢时，书里提到了他写给张载的《定性书》，其中讨论圣人亦发怒，然其怒如明镜映物，怒由外生而非内扰，故虽动情而本心湛然。这种思路可以一直追溯到庄子的名言：
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庄子·应帝王》）
诚然，若以特定视角来看（未必契合原初本义），中华文化中另有一概念可与此道相映成趣--大乘佛教所倡"方便"或"善巧方便"（梵语：upāya），特别是《妙法莲华经》的诠释最为精微。
综上所述，模仿对方的方法与策略，唯有在不使其成为自身身份认同的一部分时，才是安全的。（事后看来，这个道理与清末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原则相暗合）。
此外，这种模仿对手技巧的做法充其量也应该是暂时的（尽管不一定短暂），也就是说，仅限于对方使用这些技巧攻击你之时，而不能超越此限。这一分寸很难把握。一个人很容易对这类方法习以为常，以至于自身的文明道德准则崩溃--正如托尔金的《指环王》中所描述的那样，佩戴魔戒一段时间，虽然会带来好处，却会在不知不觉中导致道德沦丧--这种现象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日本帝国就曾发生过。
镜像反制之术包含三个步骤：一习其法，二精其术，三反制其人。这里所指并非"硬件"--无论经济、科技抑或军事（坦率而言，我在这些领域的造诣尚浅）。真正令我深究的层面是问题的"软件"。这是什么意思呢？
与中国熟人讨论西方对华认知战时，经常注意到他们说"谣言不攻自破"，认为再多的虚假信息也无法改变现实。对此我不敢苟同。宣传的目的并非改变现实，而是改变他人对虚假信息攻击目标的态度。举个例子：如果有人散布谣言说我感染了某种致命传染病，即便这本身丝毫不会改变我的健康状况，但它仍然可能毁掉我的社交生活，甚至经济状况。
同样，不可否认的是，美国和西方在全球认知领域对中国的攻击，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认知战本身就是一种技术，与物质技术并无太大区别，其背后是精密的科学研究和艰苦的研发过程。如果这种技术被用来对付你，你真的能承受不去学习它的后果吗？就像我之前举的例子中使用枪支的情况一样。这当然会引发道德困境，但是……
"天下"还是"国"
我常思考，是否可以将人类性格特质归因于文明？如果设想成立--从一位外国汉学家的视角出发--在瑞士心理学家卡尔·古斯塔夫·荣格提出的两种基本性格分类（内向型和外向型）中，我可以谨慎地认为中华文明属于内向型。这有其清晰的历史缘由，尤其在将中国与中东及地中海盆地发展的文明相比较时。中华文明在其形成阶段所面临的主要境况之一是什么？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厘清"文明"的确切含义，以及界定中华文明形成阶段的时间范围。
公认的文明两大定义要素是城市（即城市文化）和文字的存在。根据目前的考古学知识，中国在商代便明确满足了这两个标准。因此，中华文明的形成期可确定为从商代一直到战国时期（即诸子百家思想成熟之前），尽管在某些语境下，可延伸至西汉初期。
一个显著的历史事实是，在这大约两千年的漫长时期里，中华文明未曾与其他文明有过实质性的互动。事实上，中国首次与同样拥有城市和文字（即文明）的其他社会建立联系的有据可查的实例，可追溯至汉代张骞、班超和甘英的远征，记载于《史记》和《后汉书》。
位于阳关的张骞像
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中华文明广袤的地域和庞大的人口规模，便不难理解为何中国历来被视为"天下"，以及为何在其文化历史进程中，它始终相对内向，尽管并非总是如此，程度也不尽相同。
正如普通人的童年经历会以难以察觉的方式塑造其终身的行为和态度，我们也可以说，某一文明在形成期占主导地位的环境，常常以非显而易见的方式影响着其在历史长河中的文化、社会、政治态度和行为模式。因此，必须细致地理解中华文明的这种"内向性"--在诸如唐代等历史时期，其表现并不显著；而在诸如明清等朝代，则更为突出；就此而言，我认为宋代相对而言较为均衡。
相比之下，发源于中东与地中海地区的诸文明--诸如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阿卡德、亚述文明；埃及文明；小亚细亚的赫梯文明；伊朗高原的米底与波斯文明；地中海盆地的米诺斯文明及其后的希腊文明（含迈锡尼与古典时期）；继之而起的伊特鲁里亚与罗马文明等--自诞生之初便毗邻而居（甚或疆域交错），始终被迫通过贸易往来、社会文化交融及频繁冲突进行互动。这种文明生态的生动见证，可见于埃及出土的阿马尔那文书--这些追溯至法老阿肯那顿时期（约公元前1353-1336年）的外交信函，淋漓尽致展现了青铜时代中东与地中海主要文明间精妙复杂的互动网络。
中华文明的内倾特质固然有其优势，但也存在弊端。从积极面看，较之于西方文明，中国历史上较少发动远距离海外侵略（尽管需避免过度浪漫化--虽外征罕见，但如黄巾起义到太平天国运动，大规模内部暴力事件层出不穷，其伤亡规模堪比欧洲历史上的国家间战争；再仔细想想，就其规模而言，这些事件与16世纪的法国宗教战争、17世纪德国的三十年战争，或是法国大革命爆发后的旺代战争，其实并没有太大不同）。消极面则在于，此种内倾性有时也滋生自满心态，导致对外部新知的吸纳意愿衰减，并削弱识别和有效应对来自外部世界的威胁的能力。二者共同酿成了晚清时期的慢性灾难。
去年12月，我拜访了上海一家大型传媒机构。它的总部设在一座摩天大楼楼顶，坐在顶层的咖啡馆里，我透过落地窗凝视着令人着迷的城市景观--高楼群如钢铁森林般绵延至天际，下方熙熙攘攘的活力穿透玻璃扑面而来，令人几乎忘却上海之外另有天地。置身于这个人口达14亿（约占人类总数18%，而按亨廷顿定义的西方世界仅占10%）的国度，目睹民众已享有体面生活水准，尖端科技如空气般融入日常生活，丰富的社会结构与蓬勃的文化生活激荡着多元思潮（甚至相互抵牾），人们难免会产生置身独立宇宙的错觉：这里坚不可摧、稳如磐石，其运行规律如同长江终将汇入东海般确凿无疑。
然而，中国不再是"天下"，而是世界各国之一--尽管是文明型国家。在当今时代经济、意识形态与地缘政治断层线的相互交织，以及现代交通与通讯手段的进步，无论多么遥远的事件与变迁（有时难以预测），都可能在极短时间内对任何国家造成重大冲击。对此类变化的认知，以及摆脱偏见、灵活应对的能力，将成为决定地球上每个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因素。
或许我在此显得过分谨慎，甚至有些可悲，但这恐怕正是我们南斯拉夫经历在我身上的投射。南斯拉夫曾是傲然独立、根基稳固的国度，凭借冷战时期不结盟运动的原则性政策赢得举世尊重--人民享有优渥生活，社会经济制度仿佛融合了西方的精华，文化思想界的活跃程度也异常繁荣，以至于今天回想起来都令人难以置信。我们生活在自成一体的南斯拉夫世界里，恍若这世界将永远持续下去……然而，源自国外的一连串不可预见事件，竟使我们的世界顷刻土崩瓦解。
恐惧交易
倘若有人宣称，当今驱使国家行为的核心动力已经不是理性的经济利益，而是恐惧--我们当作何感想？如先前所述，我们正身处国际法秩序荡然无存的时代高潮，这祸根早在美国主导的1990年代便已埋下。此情此景下，所有关于"世界运行规则"的认知根基都在动摇，近乎尼采所言的"价值重估"。
数十年来，中国参与全球事务始终秉持"国家间互动以理性经济自利为主导"的前提。因而构建稳定世界秩序的关键，被寄托在经济领域的合作共赢之上。然而，最近我们却目睹了他国元首遭到绑架或暗杀，公海商船被海盗劫持，外国经济资产被明目张胆地窃取。当这些乱象持续蔓延且无休止迹象时，我们认知中的世界规则还剩下什么？这对中国又意味着什么？
我自己有时也会思考，受儒家思想启发的原则在国际关系领域是否能发挥作用，或者它们的目的是否仅仅在于使一国内部的社会更加人性化和和谐？如果是这样的话，"儒为内，法为外"的原则或许更为适用。
仔细想想，或许我们可以采取一种更为平衡的策略。也就是说，只有在像现在这样国际法形同虚设的情况下，遵循孔子或孟子所定义的价值观在国际舞台上才会毫无成效，而创造性地运用"商静"或"韩非子"的原则，在孙子提供的框架内，或许会更加成功也更加审慎。
然而，一旦建立起一个基于平衡和国际法的、相对稳定的全球秩序，儒家思想或许也能在国际关系中找到一席之地。此时，我不禁想起陆贾对刘邦的忠告："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史记·郦生陆贾列传》），我们可以反过来，创造性地重新诠释这句话，得出这样的结论：当世界处于国际混乱状态时，儒家思想无法建立新的秩序；但一旦建立起来，或许就能被他们保存下来。
美国诱导的恐惧以奇特而深刻的方式运作。毋庸赘言，在主要国家中，日本的对华舆论可以说是最不友善（去年皮尤调查显示，86%日本受访者对华持负面看法）。这究竟是为什么呢？除了钓鱼岛争端，除了日本对中国根深蒂固的历史仇恨，事实上，有史可查--自公元57年汉光武帝（公元25-57年在位）赐"汉委奴国王"金印开启中日官方交往（该金印1784年被发现），中国从未侵略或羞辱日本，（1274与1281年忽必烈渡海攻日之事暂且不讨论，因为情况比较复杂）但反过来却不能这样说。
"汉委奴国王"金印
过去两百年间，唯一三次对日本造成重大羞辱的强权是美国：1853年，前文提到的佩里准将率领的"黑船"舰队入侵日本；1945年，美国对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随后占领日本，其影响至今犹存；1985年，强加《广场协议》，事后看来，该协议严重削弱了日本经济，并导致日本经济停滞数十年。然而，日本民众普遍崇敬美国，同时对中国抱有负面看法。
我认为，这种崇敬并非源于这些羞辱，而是恰恰因为这些羞辱。为了应对1945年后美国民众所经历的那种原始的、近乎本能的恐惧，这种恐惧通过一种类似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心理机制，转化为一种真挚的爱。在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中，人质会开始认同他们的俘虏者。作为这种复杂状况的必然结果，被压抑的怨恨--因为指向恐惧对象风险太大--转而指向那些被视为恐惧力量的敌人。
而且，这种综合症并非日本独有……
中国依然挺立
正如典型的好莱坞电影都以大团圆结局收尾一样，即使是最阴郁的主题，文章通常也应该以乐观的结尾收束。我也会尽力而为……
美国作为"西方之巅"，是否有可能自愿放弃其对绝对霸权的疯狂追求？齐诺维也夫曾用以下的语言描述了这种追求的最终目的--
西方国家过去所有所谓的"解放"和"文明化"活动，其目的只有一个：征服地球，为己所用，而非为他人所用；使地球适应自身的利益，而非他人的利益……经验表明，必要时，西方会毫不犹豫地诉诸武力，因为他们坚信自身拥有压倒性的优势。地球的西方化导致所有可能孕育出新的、非西方文明的"增长点"被彻底摧毁。西方通过征服世界，摧毁了所有可能孕育其他文明的种子，使世界沦为一片贫瘠的进化荒漠。（224-225页）
我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是：并非如此。然而，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种情况：美国可能因此而无法有效地实现其破坏性目标。以下三个假设情景可以说明这种可能性：
1)美国社会根深蒂固的矛盾可能全面爆发，引发分裂解体。
2)美国肆无忌惮的军事扩张（如侵略伊朗）将耗尽其实力，使其他多极大国能建立有效威慑，制止其暴行。
3)特朗普政府的疯狂行径可能迫使美国盟友--经"正名"实为附庸--最终试图摆脱控制。
这些可能性都存在，但无一必然发生。因此我们只能寄望--尽管古谚有云：希望不是策略。耐人寻味的是，亚历山大·季诺维耶夫早在1995年就对中国寄予厚望：
社会主义中国依然挺立，要像瓦解苏联那样对付它绝非易事。(228页)
而今2026年，全球目光再次聚焦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