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兹别克汗很快启动了军政结构的重整。他对旧有的蒙古军贵制度动刀，将原先依靠部落血缘、家族婚姻所建立的军队系统，强制纳入中央指令。他设立军团主帅制度，由汗廷直接任命，绕开旧贵族制衡，使军事调动不再受家族掣肘。
他把军事和税收结构打通，设"察合台文书制度"，要求各地按户籍进行赋税登记，兵役与赋税双轨统一。商道沿线设立关卡税，草原设牧税，水路交通则另设浮动抽成标准，所有收入集中于汗廷财政部。财政权握在中央，军权也不再下放，汗廷真正成为国家中枢。
宗教政策方面，他继续稳步推进伊斯兰化，明确将清真寺列入国家预算资助清单。他邀请波斯、阿拉伯地区的伊玛目前来讲学，推动学术传播，城市教育开始走向制度化。宗教学者地位上升，在城市治理中拥有司法权与仲裁权，这一制度直接强化对城市的控制。
旧贵族、萨满派系逐渐式微。反对势力虽偶有暴动，但迅速被镇压。草原部族原本松散的联盟结构，变成一个以萨拉伊为核心、以伊斯兰教为纽带的新型国家框架。
不是所有人都理解这个变化。草原深处的老部族感受到陌生，但城市居民、商人、穆斯林官僚却看到了清晰秩序。谁拥有秩序，谁就握有未来。
这一切，让金帐汗国在整个中亚重新找回话语权。丝绸之路北线变得安全，波斯商队重新进驻驿站，阿斯特拉罕港口再次喧闹。西方的威尼斯人也开始恢复在黑海的贸易站点。
草原帝国，在沉寂近半个世纪之后，再次变得强硬、富庶、可控。
留下一个稳固的轮廓
到了晚年，乌兹别克的权力不再需要靠武力支撑。他坐在萨拉伊的王宫中，发号施令时，所有人都知道：不必质疑。他用二十多年建起的不仅是一座城市，而是一整套运行系统。
他推行的中央集权制度，经过时间验证，确实能管得住草原与城市。各省长官不再由当地贵族推荐，而由汗廷统一派遣。这些长官多是经过学习伊斯兰律法的文职官员，他们理解如何用规则管人，而不是用血缘拉帮结派。
乌兹别克还设立汗廷图书馆，收集了波斯、突厥、蒙古三种文字的律法文献与历史档案。他鼓励学者整理成册，建立汗国"文官档案"，专供后代统治参考。城市开始有学术圈，清真寺后设小型书院，教授语法、数学、历史。
他并未完全摒弃蒙古传统。在大型节庆时，他依旧穿蒙古朝服，行骑射礼仪，祭拜祖先。他用这种方式告诉后人：草原的根不能断，但方向必须变。
他统治的三十年，被后人称为"金帐再辉时代"。不靠扩张、不靠屠戮，而靠稳定和制度。他让一座濒临分裂的帝国，在宗教与秩序之间找到生命线。
当他去世时，汗廷未乱。他早早安排了继承体系，儿子坚守伊斯兰传统，也懂草原礼法。政权平稳交接，没有兵变，没有断裂。
后来的史家回顾这一段历史时，多数都承认：乌兹别克并不是最耀眼的征服者，却是蒙古人中最成功的重建者。他留下的不是一个名字，而是一整套汗国可以运转的制度、一个能延续下去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