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印度的对华威慑方式--实践层面
自21世纪以来，印度的对华基本目标是阻止中方在实控线（LAC）采取的"灰色地带"前沿政策（grey-zone forward policy）。为实现这一目标，印度采取了一系列远超实控线范畴的政策措施，涉及外交布局（四方安全对话、东进政策、美印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冲突管理机制，以及旨在增强威慑效能的军事部署。
然而，这种多管齐下策略中的硬实力层面，蕴含着一种常被忽视的微妙性。无论是与美国深化战略关联，还是主导"四方安全对话"（QUAD），这些对外举措始终保持着模糊性，并未走向传统意义上的硬性战略合作。其核心意图在于向中方传递信号：印度有能力让中国的地缘政治安全布局陷入更复杂的境地，因此，给予印度更多尊重实则符合中方自身利益。
洞朗对峙后，印度决定升级QUAD；加勒万河谷冲突后，印度同意澳大利亚参与"马拉巴尔"（Malabar）海上联合军演。这些都是印度通过调整对外关系向中方表达不满的典型做法--这种灵活的施压手段，巧妙地利用了中国的地缘政治焦虑。同样，印度在中亚、蒙古、东南亚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战略试探，也是在向中方表明：针对中国在南亚对印度实施战略围堵的企图，印度完全有潜力培育相应的合作伙伴进行反制。但即便在这些领域，印度也更倾向于借助"潜在威胁"（threat to）的威慑力，而非打造"实质性威胁"（threat in being）。也就是说，其策略的重心在于中短期内影响中国的行为取向，而非按传统逻辑构建足以制衡中国的实际实力。
在军事领域的情况也类似。自2007年以来，印度试图通过多种途径提升对华军事准备。至21世纪10年代末，印度的军事原则似乎已从"拒止威慑"（deterrence by denial）转向旨在达成实质威慑的"惩罚威慑"（deterrence by punishment）。这种原则转变体现在诸多方面：在前沿敏感区域部署进攻性武器装备、针对性升级空军基地、推进边境战略公路建设，以及组建山地打击军（Mountain Strike Corps，MSC）以获取对等的领土反击能力。不过，这一进程中仍存在微妙之处。这些军事投入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强化对华释放的军事信号--即促使对方放弃针对印度的"挑衅"政策。事实上，为将更多预算投向社会福利领域并避免引发军备竞赛，山地打击军的建设规模已有所缩减。
当前中印关系的缓和正在检验印度长期以来对华奉行的威慑理念--该理论一直倚重多维度手段，而非以军事为中心。虽然这种追求平衡的策略在全球秩序相对稳定的时期曾契合实际需求，但面对持续崛起的中国，印度亟需优化这一策略，以维护其安全与经济利益。
因此，印度在洞朗等地展现军事决心后，会通过武汉、马哈巴利普拉姆（Mahabalipuram，印度泰米尔纳杜邦著名的旅游胜地，2019年10月11日，中国领导人在印总理莫迪的陪同下参观游览了这里的古寺庙群）的非正式峰会推进信任建设，以此达成平衡。此举旨在向中国传递严肃坚定的信号，而非遵循传统意义上的制衡或威慑逻辑。毕竟，若奉行以军事为重心的威慑策略，印度恐将滑向"安全国家"（security-state）的轨道，不仅可能引发意外冲突，更会危及经济增长进程。这终究是战略偏好的选择，亦是这种平衡威慑理念的核心所在。
三、偏好塑造策略
印度更倾向于为友好关系留有余地，这深刻塑造着其对中国意图及战略逻辑的研判，而这又进一步塑造了印度对华威慑和劝止模式。
鉴于印度对与中国展开高强度安全竞争的意愿较为有限，人们往往未经充分审视便想当然地认为，中国与印度对抗的意愿同样不强。这种认知致使部分人士对中国的战略需求形成了僵化且乐观的假设，诸如"中国需要避免两线作战""中国国内经济问题会制约其外交政策"，以及"在特朗普时代，中国需要与印度保持稳定关系"等等。
因此，印度有时可能高估了中国所受的制约--从而错误地推断出"中国有诚意且极度务实"的结论。
与此相关且当下最切中要害的一点是，那种认为"中国未来在实际控制线（LAC）的潜在攻势仍将限于小规模战术行动"的看法，同样透着一种强烈的笃定，而这种笃定源于对资源约束的判断。人们常说"中国绝不会有大动作"，但支撑这种笃信的理由往往缺乏说服力，且处于反复变化之中。最关键的是，这类评估并非基于对军事平衡的缜密分析，而是依托更宽泛的地缘政治考量--这些因素完全超出了印度的掌控与预判范畴。此外，当地缘政治现实出现不利转变（正如当前正快速演变的态势），上述笃定与评估却并未随之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