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欧盟打破了共同借债的禁忌，向"下一代欧盟"计划投入超过8000亿欧元的拨款和贷款。这笔支出不仅是为了支撑收入，也是为了增强韧性。大部分投资被指定用于绿色再工业化或数字化。这是对私营企业的国家支持，而不是真正的公共投资计划，但它标志着欧盟开始偏离过去十年的紧缩教条。
这种转向特别影响了各国的财政回旋空间，因为赤字规则被放宽了。债务危机期间，这些规则常以选择性和惩罚性的方式被使用。
西班牙和意大利这两个获得资金最多的国家，显示了可能实现什么。
马德里的佩德罗·桑切斯领导的是大左翼联盟，罗马的焦尔吉娅·梅洛尼领导的是右翼政府，二者政治色彩截然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利用疫情后的欧盟资金推动增长，遏制公共债务，并避免政治危机。
即使今天这些领导人引发不同看法，多年来，他们的支持率仍高于多数欧盟同行。西班牙在降低电费和扩大可再生能源使用方面表现特别出色；意大利则扩建了高速铁路基础设施。
不过，这种慷慨援助的作用有限。很多时候，这些资金只是填补预算缺口，许多已启动的基础设施项目不是延误，就是超支。
2019年，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称，欧洲绿色协议是欧盟长期繁荣的必要基础。然而，面对气候怀疑政党的持续抵制，以及扩大军工生产的压力，欧盟最终削弱了目标，包括原本计划逐步淘汰汽油车的目标。
这与疫情后资金的情况如出一辙：在能源来源多元化方面，进展断断续续。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关键转折点，也是另一个错失的机会。作为回应，欧盟切断了与莫斯科的经济联系，并试图完全替代俄罗斯天然气。
最初，欧洲领导人表示，这将有助于加快绿色转型，并带来更大的能源独立。可在实践中，他们转向了短期补救办法，例如大幅增加来自美国的天然气供应；有些国家甚至倾向于继续依赖俄罗斯。德国关闭核反应堆，而法国等国家则走向相反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