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这个话题，已经讲了一段时间。接下来起讲安史之乱后的大唐。这时候的大唐已经很难用帝国来定义了。因为安史之乱后，它只具有区域性意义。原因就是大唐由向外拓展文明转变为向内解决问题。而这个问题就是藩镇问题。
节度使或者藩镇是大唐新发明的怪胎。但怪胎也不是从天而降，它也有自己的历史演化联系。强喻联系的话，在当时藩镇可以看做羁縻，在汉朝可以类比郡国，在先秦可以比照诸侯王。与羁縻、郡国以及诸侯王所不同的是藩镇的组织基础。它的基础不是部落、不是同姓王、也不是分封诸侯，而是节度使将军与士兵利益集团。这个新组合具有极强的生命力。所以，唐朝即便解决了节度使将军，也解决不了士兵利益集团。
在唐德宗时期，大唐解决的重点就是节度使将军。可以说，当时的条件极为成熟，皇帝和朝廷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唐德宗也展现了秦皇汉武的气魄，试图一举扭转藩镇反制中央的被动局面。但是，过犹不及，一味地强调整齐划一的专制，或许只是一种理想化的审美执念。最后的结果，只能是理想很丰满而现实很骨感。
01.解决藩镇问题的有利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