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煜深知小周后为自己遭罪，也痛恨自己的无能，于是他写下了不少的词以寄托自己对故国的相思和对自己的自责。《虞美人》就是其中直抒悲愤最好的代表：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明月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这首辞稍微平复了李煜的痛，挽回了小周后泯灭的心，可是却也带来了杀身之祸。赵光义怕养虎为患，所以毒死了后主李煜，如此不仅可以解决掉政治隐患，还能将小周后占为己有。只是他低估了小周后的烈女之心，原来痛苦的活着是因为对李煜的牵挂，希望犹在，而如今牵肠挂肚的人不在了，满院的凄婉哀凉，是时候解脱了。赵光义的威逼利诱让小周后选择了追逐李煜而去，公元978年，李煜去世后的同一年，这个神彩端静，美丽非凡的小周后与世长辞了。
在整个事件当中，人们对李煜是可怜可恨，对小周后是深表同情，而对赵光义是大加鞭挞。在那个男尊女卑的社会，女人是男人的附庸，堂堂南唐帝王，寄人篱下成为了赵光义的阶下囚，让自己的妻子出卖肉体出卖灵魂来换得自己苟活，这是悲哀是不幸，也是无奈，这正应了那句话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玩物丧志，不能头戴皇冠而承其重，落得国破家亡实咎由自取，只是可怜了那倾心交付的小周后。
有人说，天道循环，报应不爽，时隔一百多年后，发生了靖康之变，擅长文艺的徽钦二帝被掳走，连带着不少的朝臣以及数千宫娥嫔妃都成为了金人的阶下囚，在金朝，徽钦二帝受尽了不人道的待遇，而随之而来的妃嫔宫娥更是沦落为金人泄欲的工具，其惨痛比之小周后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因此两相对比，人们用精神胜利法而为小周后报不公，鸣不平，欢心鼓舞。其实细细想来，大可不必，靖康之耻，这是华夏的又一次灾难，是野蛮对文明的又一次掠夺，金人的确蛮横，可是宋廷的统治也是极其腐朽，徽钦二帝醉心于马球、文艺，而对金人俯首，就算亡国也是其咎由自取与人无尤，只是可怜了当时的百姓和有报国之志的仁人志士。同理，宋太宗赵光义的做法的确是令人憎恨与作呕，可是南唐后主李煜占据南唐如此国力，却不想着建功立业，开疆拓土，而整日埋首于女人堆中，只知诗词歌赋，音乐创作，成为阶下囚也就无可厚非了。
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这句话从侧面来形容后主李煜以及靖康之耻，可见是恰如其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