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在2011年11月的格拉斯哥气候峰会上，中美联合发布《中美关于在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内容包括后续的政策和技术交流等，外媒称这是一个“意料之外”宣言，您如何看待这一宣言的发布？
林伯强：这个宣言在当前时刻很重要，中美作为世界两个主要排放大国，主导着今后世界碳中和的进程。全世界的目光都在聚焦中美的行动。
中美作为两个超级大国，愿意在艰难复杂的地缘政治关系中展开气候方面的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符合两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利益。
气候变化问题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哪国排放温室气体无关紧要，二是温室气体本身是可以移动的。同样的商品，在哪个地方生产，在哪个地方产生碳排放，对气候变化来说结果都是一样的。
因此，国与国之间的博弈就很重要了，是否能排放和排放多少都会长期存在于今后的探究和竞争当中。这既会涉及到国家间的关系，又会涉及到贸易关系，也取决于大家对气候议题的重视程度。
目前来说，各国对减少汽油使用的目标应该是一致的。在其他气候相关议题上，什么时候做，怎么做，谁来做，做多少都是正在讨论的问题，但对于必须减排以应对气候问题，这在全球达成了一致共识。
气候合作和经济贸易不太一样，贸易有经济利益驱动，也有一些政治因素，但背后主要还是利益推动，我便宜卖给你，你便宜卖给我，大家都得到好处。这是一个简单的利益交换。
从这个意义上讲，应对气候变化和碳中和更多强调贡献和责任，大家对此均有责任，也必须都有所贡献，其中涉及的经济利益比较少，所以需要更多的合作和对话。
中美在气候议题上的合作，也代表着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合作。现在气候议题的分歧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分歧，发展中国家强调保护环境的历史责任，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因为温室气体排放在大气中是累积的，所以他们强调排放历史，比如说印度认为这不公平，你们发达国家排放了那么多年，我刚刚开始排放你就说不行了，因为印度的经济增长需要能源支持和排放。
从发达国家角度讲，发达国家强调当前和未来的影响，主张统一的碳排放政策，各国依据原则各自履责，我们大家从现在开始都不能排放，因为温室效应的风险很大，再去计较历史没有啥意义。这是发达国家的主要观点，这两者之间的分歧是巨大的，而且很难去磨合。
所以说，中美达成强化气候行动联合宣言，代表着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合作，也表明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基本态度。当然，有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如印度可能对此不认可。
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代表发展中国家的态度，愿意通过自主贡献去减排。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合作可以从中美之间的合作具体地体现出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信号。
观察者网：宣言再次提到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今年9月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2020年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约8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支持，大致只完成了承诺金额的80%。发达国家承诺和行动都不足，中国则一直坚持呼吁。如何看待在气候变化目标中，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减排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