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此，刘鑫对媒体“非常抗拒”，再也没有接受过采访，包括不愿意借助网络渠道发声。
“2018年初，有一个网友一直在网上为我说话，还主动联系我，当我对他比较信任之后，他提出帮我打理微博账号和我在日本时用的微信号，我当时已经被网暴的接近崩溃，尤其是看到日本刑事判决之后，主流舆论根本不顾事实依旧不断攻击我，我彻底绝望，准备彻底断网，选择沉默，觉得有个人接管这两个账号，我甚至有些求之不得。但是没想到他竟然用这些账号不断发送刺激江歌妈妈的内容，等我知道的时候，网络上已经是铺天盖地的骂声，微博账号都已经注销，微信账号我进行了收回。事实就是这样，但是现在这些事情根本说不清楚了，如果非要将这期间这两个账号发布的言论怪到我身上，我认。因为我没有办法不认。那个网友自始至终不再在网上出现，我甚至都找不到那个人，我连质问都找不到人。”
“至于发送刺激的‘阖家欢乐’，这个确实是我发的，判决之后，我是觉得这个事情过去很长时间了，希望她能够走出来，就不要总是陷在这种悲伤的情绪里面，对她的身体也不好，精神也不好。于是想借着过年这个节日，给她发一条短信，希望她能这样，真的是快乐一点，才会发了这个消息，但是用词不当考虑欠周，这个我也认。”刘鑫说。
“经历了视频栏目和这个网友的事情之后，我没办法再相信任何人，我感觉接近我的人都给我设置了一个又一个的圈套，而我都傻傻地钻进去了。”
“没有工作，没有友情，更没有爱情，只靠亲情撑着。本以为判决会还原事实”
江歌案发生后，刘鑫就与以前的朋友甚至发小等都断绝了联系。“一开始是因为我作为证人，不能说案情，别人联系我，始终绕不开这些事，所以我干脆就不联系。后来舆论将我妖魔化之后，我更不想联系别人，与所有人都不来往，目前仅有的与外界的一些交流就是偶尔与一些关心的网友进行一些简单的生活点滴分享，仅限于此，不敢深入，怕再会落入圈套。”刘鑫说。
“丢了第一份工作，我消沉了很长时间，直到很久之后，网上一个关心我的姐姐想让我不要整天封闭自己，给我介绍了一个工作，我短暂地去别的城市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赶上疫情，我很想家，就在疫情稍微缓解之后回来了。当时没敢说自己的真实身份，因为有前车之鉴，大家都是做生意的，都忌讳这个事，都承担不起网暴的风险，包括后来几次短暂的工作经历都是，只要知道我是刘鑫之后，我就自动离开了。我也理解他们，不想给人家带来麻烦。我感觉自己已经被这个社会抛弃，没法过正常人的生活。次数多了，就从最初的绝望变得麻木了。”刘鑫说。
刘鑫表示，五年来，除了少数几次对于重新进入正常生活的尝试都被迫失败之外，她几乎都将自己封闭起来，很少出门，日常接触的几乎只有家人和亲戚。“这些年，只有他们相信我，支持我，如果没有他们，我早就撑不下去了。现在几乎不怎么外出，偶尔出去，也比较少碰到邻居，碰到了也不会打招呼。没法打招呼，不知道人家心里会怎么想我。”刘鑫说。
根据媒体报道，2017年12月20日陈世峰杀人案宣判后，江秋莲就曾表示，要回国起诉刘鑫，她认为刘鑫在江歌遇害案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2018年1月回国后第三天，江秋莲就经人介绍到上海见了律师，想对陈世峰、刘鑫追责。江秋莲说，日方的证据要想在中国法庭被认可，首先要逐字推敲，将日文案卷翻译成中文，然后经过日方的公证和中国驻日使馆的认证，过程非常繁杂。奔波了大半年，江秋莲才在日本律师大桥君平等人的帮助下，顺利收到相关材料，并在网络上公开宣称起诉刘鑫。
2018年11月，江秋莲委托青岛的律师办理此案，在律师要求下，江秋莲又花费了9个多月的时间从日本方面补充证据。2019年10月，江秋莲将这一案件委托给了北京义贤律师事务所主任黄乐平。
2019年10月28日，江秋莲以生命权纠纷为由起诉刘鑫，立案成功。
从收到传票的那一刻起，刘鑫形容自己的感觉是不可思议。“我不知道为什么她的矛头一直要指向我，很不解，放着杀人凶手不去追究，不去追责，她却一直在打击我，打压我。我在日本作证期间，她在外面散播消息，我在家里等待开庭期间，她说我不出庭作证。我在日本法庭出庭作证了，江歌妈妈又说我在法庭上‘不清楚不知道，一问三不知’，有人还嘲讽我说我‘近乎失忆’，意思是我出庭作证毫无意义。但有网友帮我做了统计，在庭审第三日我共回答了150个问题，其中检方提问84个，我回答‘记不清’的为0个；辩方提问36个，我回答‘记不清’的为6个；法官提问30个，我回答‘记不清’的为1个（实际上我还是说明了部分情况）。屈指可数的几个‘记不清’还是回答与我立场相左的辩方律师，而且这也是警察告诉我对于印象稍有模糊的问题就一律回答不清楚免得被对方抓住破绽降低证词有效性。如果我的出庭真的毫无意义，日本警方为什么多此一举恳请我出庭呢？如果我的证词毫无信用，陈世峰为什么能被按求刑期限顶格判决？日本警方为什么要特意感谢我？更不可思议的是，江歌妈妈还开始拿着陈志峰的证词来指责我。我觉得她的所作所为也是自相矛盾的。她后来来起诉我，我很惊讶，尤其是她拿着陈志峰已经被日本庭审否决的证词来起诉我。在日本庭审期间，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让陈世峰绳之于法。日本庭审结束之后，我发现她跟陈志峰的目标是一致的，让陈世峰脱罪，把罪责转移到我身上，这是我最大的感受。”刘鑫说。
而在惊讶之余，刘鑫也慢慢觉得这次起诉反而有可能是一个机会。“其实网上的舆论究竟怎么说，我真的不在乎，因为我没法在乎，也在乎不了，但是这次起诉让我觉得终于可以还原事实还原清白了，所以对于这次审判，我从内心来说是很期待的。”
“二审选择出庭是最后的机会。如果连法律都还原不了真相，我只有死路一条”
2022年1月10日，江秋莲诉刘某曦（刘鑫）生命权纠纷案一审判决，刘某曦被判赔偿69.6万元。判决书中写道，“刘某曦作为江歌的好友和被救助者，在事发之后，非但没有心怀感恩并对逝者亲属给予体恤和安慰，反而以不当言语相激，进一步加重了他人的伤痛，其行为有违常理人情，应予谴责。”同时，该判决还对认定江歌案案发经过进行了认定。
对于这份判决，刘鑫表示：“说实话到现在我依然没有从对城阳法院一审判决结果的震惊中走出来，当我看到我国的民事判决对基本事实的认定，竟然和日本刑事案件的判决完全相悖时，我最后的希望也随之破灭。锁门、拒绝报警这些细节，这些根本就不存在的细节竟然就这样被认定了。一审的判决一出，等于从法律认定了那些虚假的事实，让我遭受了更强力的谩骂和不公，让舆论更加以为我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我把江歌锁在门外，让陈世峰一刀一刀杀了江歌，我将她引入危险境地却不救助，我是有多恶才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收到一审判决后，虽然我的父母一直在开导我，但是我能从他们的表情中看到那种悲伤和绝望，但是我们谁都无法表现出来，那样我们一家都会崩溃。”刘鑫说。
对于一审为何没有选择出庭，刘鑫表示：“说实话，这么多年了，网暴给我的精神压力、给我的打击、给我全家的一些影响，让我看到江歌妈妈就从心里打怵。不是说我做错了什么我有愧于她我害怕，我是看到她我想到她那些所作所为我都觉得难以置信。这个人，她曾经是我好朋友的妈妈，她现在居然对我做出这么多事情，我看到她，我感到很陌生，很可怕。同时不出庭也是我的律师出于对我的保护，他也是说想让我尽量摆脱这个阴影的笼罩，就是说让我尽量过上归于平静的生活，能不参与就不参与，所以一审我没有出庭，但是目前这样的判决，二审我无论如何要站出来说明真相，这是我最后的机会。”
“我曾天真地以为舆论对我的抹黑侮辱只是暂时的，相信祖国母亲的法律能够还我清白是我撑到现在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在这个冰冷刺骨的寒冬里我没有迎来期冀的火把，却被推入了更遥远黑暗的深渊。要不是有身边的亲朋安慰我，网上的好友鼓励我，尽责的律师帮助我，一定要还原事实真相的梦想支撑我，我真的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来。”
“一审判决结果出来之后我就在和律师为二审做准备。尽管我想尽一切办法联系日本方面想调取凶杀案的全部案卷，但对日本法院来说我只是一个证人，没有资格调取全部案卷。在日本我是一个指控犯罪的证人，却要被江歌妈妈事后从日本调取的39斤证据里面精挑细选几百页，呈现给中国法官来定我的罪，判我担责。我倍感荒唐地意识到，作为证人的我成了‘罪人’，我能在日本指控犯罪，给罪犯最重的处罚，而在国内却连自己的清白都证明不了。”
刘鑫表示，由于二审突然决定开庭，时间仓促，虽然暂时没能调来日本的全部案卷，但经过对江歌妈妈提供的资料进行整理和勘误，她和律师依然找到了能还原事实的证据，详细情况和理由都将在庭审中阐述，也会适时对外界公布。
“这次开庭，我做的最大准备就是心态的准备，我认为我需要站起来面对，而不是懦弱地请求原谅。我没有错。我把江歌视为亲姐妹，我恨陈世峰不比江歌妈妈轻，但江歌不是我害死的，我对江歌没有任何过错。恶魔陈世峰的杀人行为才是江歌被害的唯一原因。恶魔陈世峰的杀人行为，是我和江歌不能预见，也不能决定的。谈恋爱和分手，不能够创造，更不能带来我的好朋友的被害结果。”
对于二审的结果，刘鑫表示：“如果二审维持，我真的只有死路一条。这是我的真实的、发自内心的想法。我没有退路了，我现在已经站出来伸冤了，如果法律再对我进行一次确认，那我就只有死了。我没有做过的事情，你硬推给我，让我背负一生背负一辈子，我受得了吗？我只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我没有呼风唤雨的能力，我爸妈也都是普通的人，给我扣这样的帽子，让我怎么活下去？我活到今天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我还是抱着对中国法律的一丝希望。我支撑到今天，如果二审给我维持的结果，我觉得光靠网上那些支持我的人，真的是很难再坚持下去了。没有办法，真的是没有办法。五年来我一直觉得事情有真相大白的一天，我一直在等，可是一次次绝望，我一直避免成为‘刘学州’，但舆论却想置我于死地，希望下辈子我能生活在不是这样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