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6日，江歌母亲江秋莲起诉刘某曦(原名刘鑫)侵犯江歌生命权纠纷案，在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
开庭前夕，2月14日，刘鑫接受了记者专访，这是她沉默三年多后，首次公开面对媒体。这一天是西方的情人节，但刘鑫称，这个节日早已经和她没关系，自从江歌案发生后，她对于感情问题发自内心地排斥，再没想过这些。而五年来她所经历的一切，让她早已经对生活没有了希望，所有的节日包括第二天的元宵节，对她来说都没有意义。
此次二审开庭，刘鑫选择出席庭审。对于一审为何没有出庭，刘鑫解释，一方面是“网暴”带给她的精神压力让她从心里打怵，另一方面也是律师对她的保护，想让她摆脱阴影，尽量过上归于平静的生活。所以一审她没有出庭。“但是目前（一审）这样的判决，二审我无论如何要站出来说明真相，这是我最后的机会。”刘鑫说。
此前的2022年1月10日上午，历时两年零三个月的江秋莲诉刘鑫案一审判决。青岛市城阳区法院认定刘鑫作为江歌的好友和被救助者，对于由其引入的侵害危险，没有如实向江歌进行告知和提醒，在面临陈世峰不法侵害的紧迫危险之时，为求自保而置他人的生命安全于不顾，将江歌阻挡在自己居所门外被杀害，具有明显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最终，一审判决刘鑫赔偿原告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000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0元，并承担全部案件受理费。
宣判后，判决书被公布，外界也由此得以了解判决中认定的江歌案发前后的诸多细节，包括事发前刘鑫曾阻止江歌报警的提议、事发当晚刘鑫要求江歌等她一起返回公寓、在凶手陈世峰与江歌发生争执时刘鑫“先行入室并将门锁闭”等等。
不过，刘鑫对于一审法院的判决结果以及认定的上述细节，表示完全没法接受。遂委托律师于1月24日递交了上诉状。
刘鑫称，一审判决结果出来后，她就和律师为二审做准备，想尽一切办法联系日本方面想调取凶杀案的全部案卷。虽然因为此次二审开庭仓促，暂时没能调来日本的全部案卷，而且对日本法院来说，她只是江歌被害案的证人，原则上也没有资格调取全部案卷。但经过对江歌妈妈提供的资料进行整理和勘误，她和律师依然找到了能还她清白的证据。
“这次开庭，我做的最大准备就是心态的准备，我认为我需要站起来面对，而不是懦弱地请求原谅。”刘鑫称，这五年来，她遭受了巨大的网络暴力，之所以选择一直沉默不言，并不是因为她错了，只是觉得她需要包容、忍耐，“无论如何，江歌妈妈毕竟失去了女儿，而且我相信法律会还我清白和公正，因此哪怕舆论对于我有再多的谴责甚至谩骂，我都选择闭口不言，但是一审判决却狠狠地告诫我，我不能再沉默和忍耐，必须要站出来说清楚事实，否则我会坠入深渊，万劫不复，而这些却是我莫须有背负的。”
针对刘鑫的说法，记者同时也联系了江歌母亲江秋莲。因为身体抱恙的原因，江秋莲电话接受了专访。她对刘鑫的说法完全不予认可，并称生病很大程度是“生气给气的”，主要就是刘鑫的话让她觉得“卑鄙”。不过江秋莲表示，病情不会影响她参加二审开庭。江秋莲专访的详细内容请参见另行发布的全文。https://www.toutiao.com/i7065084611910582814/
江歌被害案发生至今已逾五年，这起悲剧后续引发诸多争议，余波至今未息。但无论如何，江歌母亲也好，刘鑫也罢，作为争议双方的当事人，给予充分表达的机会，是她们应有的权利。
2月16日，江秋莲起诉刘鑫侵犯江歌生命权纠纷案，在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刘鑫出庭应诉
“当我作为证人不能向外界发声时，舆论已经铺天盖地谴责我”
2016年11月3日凌晨，中国女留学生江歌在其租住的公寓中遇害，案发于日本东京中野区。案件旋即引发国人巨大的关注。
根据公开信息，2016年11月4日，江秋莲抵达东京，随后便展开了一系列签名请愿活动的准备工作，包括在社交网站与软件上发布信息等，十几位志愿者也加入其中，帮助制作展板、展示牌等用具。
2016年11月7日，陈世峰被警方逮捕，日本警方逮捕陈世峰的理由是他曾威胁过刘鑫。
2016年11月12日，江歌母亲江秋莲对签名现场的华人华侨说，如果没有好心人的帮助，自己很可能已随江歌而去，如今看到有这么多同胞鼓励和支持，她有信心继续走下去。
2016年11 月 19 日，江秋莲带着江歌骨灰回国。
2016年11 月 24 日，日本警方最终以杀人罪对陈世峰发布逮捕令。
而就在此案侦办过程中，刘鑫也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对于那段时间的经历，刘鑫称，“我时常想，当初我应该怎么样做，才能避免事件演化成这样。有些人说：在江秋莲3号曝光‘刘鑫’的那一刻，我就应该立刻站出来说明情况。”
“可是那时候我自己都未曾摆脱凶案嫌疑人的身份，还在警局里接受问询。警方在案情尚不明朗的情况下，要求我保密。我必须遵守警方的要求，然而却被别人发动舆论造谣污蔑搞得身败名裂。我当然知道家属有知道真相的权利，但必须通过官方通道，三叔妈妈逼问我这个证人只会使证词失效。”刘鑫说。
按照刘鑫的说法，案发之后警察赶到现场后，她一直被警察要求在屋里等候，直到警察进门要求她戴上类似帽子的头套和脚套之后，才与警察一起走出公寓门。“出门的时候，现场已经被清理过了，脚下铺了塑料隔板，墙上也铺了一层东西，警察没有让我停留，一直走到外面上了警车，这时候，我是作为嫌疑人被警方带走的。”
“到了四号下午，警方才解除我的嫌疑人身份，确定我为证人。同时，警方还带我去看了现场拍了照片。这之后，我就作为证人，一直在警方的监视之下，白天在警局，大部分时间就是在那待着，有时会做一下笔录，晚上会去到警方安排的类似公寓的地方休息。这期间警方告诉我，为了保证证词的有效和真实，不能和外界谈论关于案件的任何信息。那时候我虽然能和外界联系，但是几乎不与外界沟通，而且对于案情，我刚开始知道的也并不多，甚至在配合警方调查的最初，我连江歌是生是死都不知道，我还一直以为江歌受了重伤在医院治疗，多次问警官在哪个医院，想去照顾她。后来知道江歌死亡后，我更暗暗发誓一定要为江歌报仇，让凶手受到严惩，这时候我为了保证证人的身份，保证证词的有效性，更不会和外界联系，也更不会透露一点和案情有关的事情。”刘鑫说。
“从案发后，江歌妈妈就一直通过微信等方式联系我，问我和案件有关的情况，我向她解释了我当时的处境，同时也坚持没有和她说任何和案情有关的事情。这应该也是江歌妈妈对我不满意的开始。其实她从４号开始就一直对外发微博，在网上各种艾特大V小V，把案情部分细节透露出去，‘凶手怀疑是室友前男友’，并把我的名字公之于众，我心里是非常着急的。因为那时候警方还没有证据能够锁定陈世峰是凶手，陈世峰也一直通过网络等各种方式关注着案件进展，随时准备下一步行动，甚至我在警察局做笔录时，他还给我打了一个微信电话，当时警察并没有让我接。此外，其实还有一点，她把我的照片和名字公布的行为，我心里是比较介意的。我的生活圈子比较小，也不用微博，因此和她沟通过（希望她）删除这些微博，一是不想她透露案情给侦破工作带来麻烦，另一个就是不想让我的信息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11月5日上午，江歌妈妈又在网上公布：凶手在逃，初步怀疑凶手是同室室友刘鑫的前男友。由于江歌妈妈不断在网上发布消息，惊动了陈世峰，他已经有想逃跑的迹象。他看到中国舆论场上的一切情况，彻底清空微博，注销了账号，在收拾行李和准备护照，这些都被监视他的便衣警察掌握了。这些迹象让日本警察非常着急，在指控陈世峰杀人证据不足无法逮捕的情况下，警察从我和陈世峰的微信聊天记录抠字眼找到威胁的信息后，建议我先以恐吓罪报案，我完全没有顾及自己的隐私，立刻同意警察的建议，11月7日日本警方以恐吓罪（而不是杀人罪）抓捕陈世峰，从而避免了陈世峰的逃跑。”
“然而，当我忙于配合警察一步步将陈世峰绳之于法的时候，网络上对于我的谴责之声却越来越强烈，坦白来说，当时我没有想到舆论对于我的谴责会愈演愈烈，以为随着案件的侦破，以及后续的庭审，真相会被看到，大家对我的误会也会消除，但是没想到事情的发展远超出我的预料。”
“工作攒钱去日本作证，工作却丢了，很绝望”
“当初父母花了毕生积蓄送我去日本留学，还有几个月就要研究生毕业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在日本待的最后时日，总有媒体记者上门采访，也有至今不知道是什么身份的人到学校和居住地骚扰，导致我无法继续学业，就想着回国工作赚钱弥补三叔妈妈赡养父母。”刘鑫说。
2017年春节，日本放了春假，刘鑫回到了国内，3月份左右找到了一份在语言学校的工作。“我非常喜欢这份工作。当时找这份工作，一个是想尽快调整一下状态，能够稍微积极一点，毕竟我还要坚持到庭审去作证，让陈世峰受到惩罚；同时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份工作攒些钱。回国之前，我和木村警官约定好了，等到案件开庭的时候，我会去出庭作证。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其实往返等费用是由日本司法机关承担的，而且那时候也不知道具体开庭时间是什么时候，就想着靠这份工作攒一点，多攒一点，到时候去日本开庭的时候用，还想着江歌妈妈现在还年轻，将来总有老了需要人照顾的时候，我还要攒钱给她养老，这些都是我最真实的想法。”
对于这份工作的工资，刘鑫至今还记得：第一个月2800，之后是3000、4000、6000，最高的时候拿到过8000。“每拿到一笔工资，都很欣慰，觉得离为江歌复仇就更近了一步。一分钱都不敢乱花，我知道去日本要花很大一笔钱。”
到了8月份，刘鑫丢了工作。“那天正赶上我休班，不知道江秋莲怎么知道了我上班的地址，带着一帮记者去我们单位闹，要曝光我们校长，曝光我，还跟人事部要我的联系方式。人事部的同事没有给，然后她就在学校里面闹，让学校无法经营。学校没有办法，迫于舆论压力，就不让我去了。人事部的同事也被网暴了，后来也被迫辞职。”
刘鑫记得，学校被闹之后的一天，她那天是上下午半天班的。“8月份中午很热，我父亲送我去的单位，到了单位还没坐多久，人事部的同事就和我说了这个（江秋莲到学校的）事，说影响太大了，我可能不适合继续在这里上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