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 Lee）近几年提到的“Solid”技术路线就是一种反思。现在的平台垄断、内容深度伪造、隐私侵犯等问题，很大程度上源于万维网设计初始缺陷这一根本性问题。当时万维网只重视了开放性，通过“单向链接”的方式，不用信息源做任何的回应和许可即可以与其他资源链接在一起，这也因此导致了数据和应用的深度绑定，也就是账号与平台的深度绑定，而每个账号的数据在不同互联网公司都形成了一个“数据竖井”。今天的互联网商业生态是在这个技术前提和技术环境下发展起来的，平台的先发优势、网络效应、垄断的势力和能力都由此而来。
由此，我们的改革路径可能有两种思路：一种是在现有的技术环境和技术条件下讨论政策规制问题，另一种思路是修正当时的万维网设计并发展出新的技术路线。蒂姆·伯纳斯·李就提出，可以把程序和数据分离开；斯坦福的福山则提出不同的技术框架，在数据和应用间要加一个“中间层（middle layer）”，过滤或者按照用户需求处理数据，处理后的数据再流通到平台上。这些技术路线都有一个共同核心，是要打破数据和平台、数据和应用之间的紧密耦合的关系，在底层做到互联互通。
这些新技术路线是否会成功，我们当前仍然不得而知，我们也不知道新的技术路线是否会带来新的治理问题。但它们至少提醒我们，“互联互通”的改革，需要在更高层面上解放思想，不应受到现有技术条件或技术环境的约束与限制，而这样可能才能兼顾发展与治理的平衡。
胡凌：平台市场间的相互开放可以进一步释放红利，政策和市场应共同发力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胡凌认为，互联网从开放到封闭的过程有其逻辑，早期互联网发展更多表现为开放，因为它是重新吸纳组织了工业化时代生产方式的资源和要素，后来随着互联网的变化，尤其是所谓平台兴起和牢固，逐渐推进数字市场的基础设施，这个过程是一个控制过程，这是它走向封闭的逻辑。
从宏观角度讲，平台市场间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动的相互开放可以进一步释放更多红利。比如新就业形态的劳动的评价标准，在不同平台或企业之间的劳动价值的认可应该是连续性的，这就是一种市场基础设施，这种基础设施只有靠公共权力才能在全国范围内搭建。再比如通过平台市场互联互通，小企业可以借助大型平台的流量，大型平台也可以向小企业提供云计算或者其他软件获取收益。
但问题是平台企业可能只有动力在自己的平台上搭建基础设施，无法连通不同的市场，中国的公共政策应该在这个角度上发力，但打破大平台间壁垒也不能单靠强制力，还要让市场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作用。
刘典：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商业性”和“公共性”面临再平衡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典认为，已经形成庞大生态的互联网平台，首先是属于私人部门性质的企业组织，同时又承担一定的公共性服务职能，平台的生态体系不仅服务于它的第一性，即“商业盈利性”，社会同时要求它兼顾一定的“公共服务性”，这就触碰到了当前数字经济治理中的结构性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