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基础政策上来说，通过开放外链实现初步互联互通并不是那么难，但难在开放以后带来的治理问题。一是从行业监管的角度，怎样保障整体的商业模式处在安全、治理的状态；二是从能动性的角度来说，新秩序的形成需要多方主体在整体利益平衡的状态下形成的新平衡，通过官方政策，短时间可以初步在链接互通等问题上有所推动，但怎么建立一个新的平台生态秩序，这是未来平台互联互通需要核心回应和解决的问题。
如果涉及平台互联互通更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平台的公共性如何实现从“他律”到“自为”的转型。今天的主要平台，都是市场化走到一定程度天然形成规模效应，其本能地会利用规模效应寻求市场支配地位，今天要通过外在监管，让它克服本能，兼顾一些社会公共性目标，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法律问题，也不是经济政策的监管问题，而是在数字时代，企业、国家和个人主体间新的权利义务治理体系和平衡过程的问题，政策落地受企业自主性影响极大，非常依赖大型平台的主动承担。企业利益、消费者权益、政策监管，这是一场多方博弈，打破围墙壁垒，推动腾讯、阿里、字节等大型平台间互联互通，还需多方携手并进。
李铎：推动互联互通，是平台企业参与中国数字社会创新的关键和担当
北京科技创新中心研究基地研究员李铎表示，当前数字平台的覆盖领域已经从信息产业拓展到实体产业。从信息聚合的角度来看，平台掌握大量的数据，其影响力不仅仅体现在经济规模上，也体现社会渗透力和控制力上。不论从数字技术的实力，还是从深入社会的领域和范围，数字平台在参与社会创新方面都拥有非常明显的优势。
同时，因为数字社会创新是一种多方参与、共同协作的创新，它就要求数字平台不但自己要积极参与，而且也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加强同其他平台间的合作，加快各平台间API开放。比如微信向抖音等平台开放API，这不仅方便了用户的网络社交和体验，还能给诸多中小企业提供了更广阔的流量曝光平台，避免了流量孤岛的形成，从而提高我国整体的数字化水平,加快我国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目前从具体实际情况来看，推进平台互联互通有待进一步落实。比如通过QQ、微信发送的淘宝、天猫链接，在私聊、群聊场景中均可直接打开。而微信开放抖音链接并不彻底，用户仅能在一对一场景下打开链接观看短视频，且无法直接进行点赞、评论，用户所期待的平台之间真正实现互联互通仍未实现。总的来说，互联互通已经成为数字社会下平台企业参与我国数字社会创新、与社会发展共生共荣的关键内容和应有的担当。
赵精武：推动互联互通，反垄断法不可缺位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赵精武表示，部分大型平台一般会借助自身的优势进行自我优待，来封杀生态系统之外的中小企业，这对整个市场经济秩序的破坏性较大，甚至会导致中小企业失去各种发展的可能。他认为，平台之间的屏蔽阻断了用户之间的共享，增加了用户使用的各种成本，限制了用户选择权，最终将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平台间的屏蔽和封杀，很大程度上是涉嫌违反垄断法关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问题，最终还是要回到反垄断法中解决，未来反垄断法在处理这个问题时，要考虑不同平台的特殊性规制的问题。赵精武又指出，只有在行政指导和法律引领的意识并重的思路下，才能更好的统合整个互联互通的治理框架。《反垄断法》尤其不能缺位，否则很难与国际接轨，限制未来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
